編按：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呂冠緯在陽明交通大學畢業典禮上，以「三個改變我人生的壞消息」為題，勉勵畢業生，每一個壞消息背後，都藏著重新塑造人生的轉折。他也談到AI時代的不確定，提醒年輕人把AI當槓桿而非捷徑，將壞消息化為承擔更大責任的起點。以下為演講全文：
各位陽明交通大學的畢業生、各位家長、各位師長、各位貴賓，大家午安。
我是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的負責人，呂冠緯。謝謝林奇宏校長的邀請，能在這裡跟大家交流是我的榮幸。
大學時，我與林校長一樣，受的是醫學的訓練。不過，在過去十多年工作裡，我最多的工作夥伴，反而是工程師。因此，雖然我不是陽明交大的校友，但每次我看見一所大學，能夠同時擁有這麼豐沛的醫學與工程傳統，甚至能走出「醫師工程師」這樣的路徑，我都發自內心羨慕。
所以，首先要恭喜各位。你們曾經在這麼獨一無二的地方學習；從今天開始，也將一輩子帶著陽明交大校友的身分，走進世界、影響世界。
身為一個做「教育 AI」與「AI 教育」的人，大家也許會以為，我今天非講 AI 不可。其實我原本也是這樣想的。
但是，在準備今天演講的過程中，我突然意識到：對許多畢業生來說，AI 也許不是一個振奮人心的關鍵字，而是一封突如其來的壞消息。
因為 AI 讓很多人開始懷疑：我辛苦學了這麼久的專業，還有價值嗎？我準備進入的職場，還會有我的位置嗎？我以為清楚的未來，為什麼突然變得這麼模糊？
所以，今天我不想只談 AI。
我想談的，是比 AI 更根本的事：當壞消息來的時候，我們怎麼活？
因為我越來越相信，真正決定人生的，不是有多少好消息，而是壞消息來的時候，我們能不能讀懂它。 有些壞消息，一開始看起來像句點；但多年以後回頭看，才發現它其實是冒號——後面還有一段更重要的話，要我們用一生寫出來。
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三個改變我人生的壞消息。它們也是我今天會站在這裡的原因。
第一個壞消息：信念動搖了
從小，我是一個非常好強的人。
不論讀書、音樂、體育，我沒有一樣不想贏。考試當然要追求班上第一、全校第一，甚至全縣、全國第一；學樂器，也要一次學四種，並且很享受別人投來崇拜的眼光。
曾經，我在一場籃球賽裡，對犯規的對手說：「我的手是要拉琴的，你不可以這樣犯規。」
現在回想，真的很想跟那位同學道歉。為什麼那時候會這麼自以為是、目中無人？
因為我真心相信，我的一切成果，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換來的。
我高中時，每天至少讀書五小時，早上四點半起床，假日也不例外。我覺得自己就是比別人更有紀律、更認真、更專注，所以才會做什麼都成功。
上了大學之後，我常常受邀回高中母校師大附中演講，跟學弟妹分享讀書方法。講著講著，我越來越把自己的歷程當成一種成功學；越分享，就越覺得自己了不起，也越覺得自己那套努力論是對的。
大二時，我甚至一邊讀醫學系，一邊創業，辦了一個我自認很另類的補習班。後來這個補習班被台北車站前一個相當大的補習班體系整合，而我就在二十二歲時，以醫學生的身分，擔任大補習班的執行班主任，相當於集團子公司CEO的角色，也有人稱我為名師。
當時，很多人對我在忙碌課業中還能創造事業成就感到不可置信。各位可以想像，我對自己的成功學，更是深信不疑。
時間快轉到醫學系大七，也就是實習醫師那一年。
我來到台大雲林分院。那是一個與我熟悉的台北截然不同的醫療環境。在台北，一個實習醫師可能負責三個病人；在雲林，我可能要負責七個。
有一天晚上值班時，護理師請我去看一位剛從急診轉到病房的病人。
我進到病房，看見一位女性病人，外表看起來還不到四十歲。因為是第一次接觸，我想在正式問診和身體檢查前，先建立一點醫病信任。
這時我注意到旁邊有一個小女孩，應該還沒上小學，安靜地自己玩。
於是我開口說：「媽媽，你的女兒好乖，你生病還來陪你，又不吵，你教得真好。」
沒想到，這位「媽媽」用台語回我：「啊，沒有啦，她是我孫女。」
那一瞬間，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只能先專注把眼前的醫療工作處理完。
回到護理站後，我把病歷重新仔細翻了一遍。其中有一頁，是我之前跳過的家族樹。上面寫著：病人三十六歲，比現在的我還年輕；她有一位二十歲的女兒，而那位女兒，又有一個四歲的女兒。
剛剛那個孩子，真的是她的孫女。
我想這時候，各位應該會跟當時的我一樣，發揮數學加生物的跨域素養，去推論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但不久以後，我心裡不斷迴盪著一個問題：
如果我是這個小女孩，我還能成為今天的我嗎？
我不是來自大富大貴的家庭，我也曾面對家庭中的各種困難；但是，我的父母都是老師，都非常重視教育。我從小被鼓勵可以專注在學業上，也在很小的時候就得到各種學習刺激與資源。
可是這個小女孩，不只父母不在身邊，連主要照顧者住院時，都沒有人可以照顧她，只能陪著阿嬤一起來醫院。
我從小視為理所當然的家庭支持，在她的人生裡，竟然是多麼奢侈的東西。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的努力是真的；但我更為領先的起跑線，也是真的。
我開始理解，原先我崇尚的努力論，其實建立在許多我無法控制的前提之上：原生家庭的支持、學校的品質、居住地的資源、甚至身體與心理的條件。
原來我這麼幸運。原來我這麼好命。
這個發現，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壞消息。
因為我的信念體系幾乎瓦解。我的自我價值也開始動搖。我很不舒服，也很不安。
但在那段時間，幫助我重新找到目的與意義的人，剛好就是陽明醫學系的知名校友， 連加恩 醫師。
當時，我把他的書帶在身邊翻閱。書裡有一句話深深打動我：
好命的孩子，要比別人付出更多，這樣好命才有意思。
我開始明白，我也許無法選擇自己是否好命；但我可以選擇，不只為自己使用這份好命。好命不是優越感的來源，而是責任感的起點。
也因此，在人生的重要決策裡，我的優先次序開始改變。我不再只是被「害怕輸」或「必須贏」所驅動，反而開啟了後來許多我從未想像過的可能。
包含在醫學院畢業前，我開始免費錄製 YouTube 教學影片。那只是很微小的願望：希望能幫助更多像那個小女孩一樣，沒有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孩子。
這是我成年後第一個重要的壞消息。那一年，我二十四歲。
第二個壞消息：自由受限了
大學畢業、考過醫師執照之後，我很快就必須入伍服役。
當時醫官們會先在桃園受訓幾週，然後再抽籤分發下部隊。坦白說，那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想抽到「國防部」這個上上籤；最不想去的，就是任務很多、生活辛苦的第一線部隊。
因為我是基督徒，面對這種機率型、無法操之在我的事情，我的大絕招就是禱告。
我跟上帝禱告說：「差遣我到一個最能服務高階軍官，又可以常常回到台北教會的單位。」我心裡還覺得，這個禱告非常高尚，既愛台灣，又不為私利。上帝應該要成全我，讓我抽到國防部。
結果，抽籤那一天，我抽到的是：海軍，班超軍艦醫官。
當我還在發傻的時候，所有同學大聲歡呼，因為我把「大獎」抽走了。
班超軍艦是海軍一級艦艇，是整天在台灣海峽巡邏、綽號「海上計程車」的成功級軍艦。更重要的是，軍艦上只有一名醫官，所以只要軍艦出航，醫官就必須在船上，無法像其他人一樣輪流放假。
這對我來說，真的是天打雷劈的壞消息。
但我沒有想到，因為軍艦上的與世隔絕，那一年竟然成為我讀書最多的一年，橫跨教育、神學、工程、歷史的滋養。
我常常看著一望無際的大海，有時長達兩週無法下船。身體的自由被限制了，但我的心智，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開闊。
更神奇的是，我的教會剛好在澎湖馬公建立新的據點。假日放假時，我反而有機會去協助建立他們的音樂團隊。到退伍前，我甚至帶領我的中校輔導長信主受洗。
在軍艦上，我也認識了一群令我敬佩、來自各樣背景的弟兄。服務他們的過程中，我看見他們面對的艱鉅挑戰，也更深地學會謙卑。
退伍時，長官特別送我一個班超軍艦的模型，上面寫著「班超情深」。直到今天，它都被我珍藏在老家的客廳中央。
某種程度上，上帝透過一個壞消息，反而真實地成全了我的禱告。祂沒有把我放到我想去的地方，卻把我放到我需要去的地方。
那段軍旅生活確實辛苦，但也讓我長出新的一層視野： 對自己渺小的體會，對他人處境的尊重，以及對更高旨意的相信 。
泰戈爾在《漂鳥集》裡寫過一句話：
我不能選擇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選擇了我。
年輕時，我以為最好的安排，是我想要的安排。後來才知道，最好的安排，常常不是滿足我的期待，而是擴張我的生命。
這是我成年後第二個重要的壞消息。那一年，我二十五歲。
第三個壞消息：靠山不見了
一部分因為前面的經歷，我做了一個跌破身邊許多人眼鏡的決定：退伍後，不直接回醫院當住院醫師，而是給自己一兩年，試試看醫師以外的事情。
我本來想，如果最後燒光了大學時累積的積蓄，那就再回醫院，當同學的學弟妹。雖然慢了一點，但至少心中想做的嘗試，不會留下遺憾。
就在服役後期，我遇見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交大電子畢業的方新舟 Shinjou Fang 先生。
他曾經是台灣第三大 IC 設計公司誠致科技的創辦人，後來在二○一○年成立誠致教育基金會。這些年，他在台灣教育界推動了許多重大的變革與創新，包含在二○一二年創立均一教育平台，而且他親自參與寫程式。
前面提到，我在醫學院後期，受到美國可汗學院啟發，用自己的空檔時間和很不專業的設備，開始錄製 YouTube 教學影片。
沒想到，對線上學習平台有更大願景的方大哥，竟然找到了這些影片，也欣賞這些影片。他用極大的誠意邀請我加入當時草創的均一教育平台團隊，甚至親自拜訪我的父母，並且願意提供我與住院醫師相當的薪酬，讓我不用挨餓。
那時我問他：「為什麼要做均一教育平台？」
他說，他做事有三不原則：
- 不難的事不做；
- 不能規模化的事不做；
- 不能有長遠影響力的事不做。
這三不原則，深深影響我到今天。
公益的數位學習，正是這樣的事。方大哥的這番話，讓我想到那一位雲林病房裡的小女孩，也讓我想到自己的好命。所以我決定加入。
能做自己本來就有熱情的工作，又能有方大哥這樣的靠山，對當時的我來說，實在是再幸運不過的事。
但是，加入團隊才兩個月，壞消息馬上來了。
方大哥確診肺腺癌，而且必須立刻動刀。就在進開刀房前，他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他說：「冠緯，如果這次開刀我回不來，請你把這份工作做下去，至少十年，好嗎？我相信你。」
我在電話這頭，呆了好幾秒。我從來沒有遇過一位長輩，在我這麼還沒準備好的時候，把這麼重的東西交到我手上。
我答應了他。
後來，方大哥手術順利、逐漸康復。我心裡僥倖地覺得，我逃過一劫。接下來四年，我繼續跟著方大哥學習。正當我以為可以一路跟著這位靠山打拼時，二○一七年的一個溫暖早晨，他請我到辦公室，用和四年前那通電話一樣認真的口吻對我說：
冠緯，團隊夠成熟了。我希望你獨立成立一個新的基金會。因為台灣還有更多偏鄉弱勢的孩子，需要用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的方式直接幫助他們。我需要更專注在這個新的題目，我也相信你跟團隊夥伴做得到。
但是，我沒有家產。如果我答應方大哥，就等於在短短幾個月內，我要變成一個新基金會的董事長，開始面對募款、治理，以及最後一線責任的壓力。
我光想就頭皮發麻。
但更壞的消息是，方大哥那時又罹患了第二個癌症：胰臟癌。
雖然後來手術成功，但他的體力也受到很大影響。原本打定主意要婉拒的我，最後決定面對這個多重的壞消息。
如今，方大哥交棒已經超過八年。均一平台也從當時的一百萬位註冊使用者，成長到超過五百萬位。
多年後我才更明白，方大哥當時的遠見，不只是要把一個平台做起來；他更在意的，是培育下一代團隊。
而培育下一代最困難的一步，就是放手。
真正的靠山，不是永遠替你扛；而是有一天，相信你也可以扛。
方大哥給我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信任；不只是一個職位，而是一個召命。
這是我成年後第三個重要的壞消息。那一年，我三十歲。
壞消息，不一定是壞結局
分享到這裡，我想再次感謝兩位對我生命影響非常深的人。
一位是陽明醫學系的連加恩醫師。他讓我明白：好命不是用來證明自己比較優秀，而是用來承擔更多責任。
另一位是交大電子的方新舟創辦人。他讓我明白：真正有長遠影響力的事，通常都不容易；而真正的交棒，不是把事情做完，而是讓下一代有能力繼續做下去。
在我心中，他們都是最好的陽明交大精神代表。
一位讓我看見生命的份量；一位讓我看見使命的力量。
一位教我謙卑；一位教我承擔。
我相信，這樣的精神，也會在各位畢業生身上繼續發揚光大。
各位畢業生，你們今天走出校門，所面對的世界，確實有許多壞消息。AI 可能就是其中一個。
它改變工作的速度，可能比我們想像得更快；它重組專業價值的幅度，可能比我們準備得更深。對很多大學畢業生來說，AI 時代的來臨，確實像是一封壞消息：它讓熟悉的道路變窄，讓安全的選項變少，也讓許多原本清楚的答案變得不再確定。
可是，我想告訴各位： AI 不會取代願意學習的人；AI 會放大願意負責的人 。
如果你只把 AI 當成捷徑，它可能會讓你變得更淺；但如果你把 AI 當成槓桿，它會讓你的學習更快、視野更廣、行動更有力量。
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進入更真實世界的入學典禮。
你們會遇到壞消息。
你們會遇到不確定。
你們會遇到原本相信的事情被動搖，原本期待的自由被限制，原本以為穩固的靠山突然不見。
但請記得： 壞消息不是要否定你，而是要重新塑造你 。
有一句話則說：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患難不是為了讓人沉沒，而是為了讓人承重。
壞消息不是故事的結束，而可能是盼望的開始。
所以，當 AI 時代讓你覺得不安，請不要只問：「我會不會被取代？」請改問：「 我可以用新的工具，承擔什麼更大的責任？ 」
當人生把壞消息交到你手上，請不要只問：「為什麼是我？」請也問：「 這件事，會不會正在預備我，成為那個能夠回應時代需要的人？ 」
各位陽明交大的畢業生，願你們在醫學與工程、生命與科技之間，走出屬於你們這一代的新道路。願你們把好命變成責任，把限制變成開闊，把交棒變成承擔，把 AI 時代的壞消息，變成你們這一代，帶給世界的好消息。
祝福各位，畢業快樂，鵬程萬里。
本文授權轉載自均一教育平台董事長呂冠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