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公衛問題如何演變成全球供應鏈之戰

2020.12.24 by
林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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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國內研究機構,專業為數位轉型趨勢與政策分析,工作之餘喜歡看漫畫。

看公衛問題如何演變成全球供應鏈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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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國際間跨境分工的模式不僅降低成本還能夠提高生產效能,但是在各國閉鎖的疫情影響下,這種模式又會衍生出什麼問題?

經濟全球化讓各國產業經濟存在唇齒相依的關係,此關係有好有壞,好處在於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單位體,可雨露均霑於整體產業成長所帶動的好處;而壞處則在於,許多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中受創嚴重,但卻具有重要經濟地位的生產節點(國家、企業、產業聯盟),一旦無法支撐起以往所肩負的功能或任務之時,其他節點也會連帶受到波及,特別是無法快速應變、缺乏自給自足能力的節點,將成為疫情刀鋒上的高風險受災戶。

新型冠狀病毒下的群體決策失誤路徑

儘管台灣在此次疫情之中,似乎成為全球那少數可過上正常生活作息的淨土,但多數國家至今為止仍處處受制於新冠疫情的迅速擴散,以及各種決策錯誤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如以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一書提及的「決策失誤的路徑圖」來看,未能有效控制新冠疫情的國家,多少步入以下四情境:

圖為作者所述新型冠狀病毒下的群體決策失誤路徑。
自製

情境一:疫情爆發、擴散前,未能預見危機與風險:

如賈德.戴蒙所述,「缺乏類似經驗」係導致未能預見風險、對危機不夠敏感的原因之一。日、韓等國因為無法如台灣一般,能以對2002年SARS疫情的後見之明,即時採取預防對策,因此初碰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就顯得招架不住。

但「經驗」也不盡然能確保預見危機或風險的發生,特別是當事件的「因果空間」擴及全球且過程輾轉千迴、參雜蝴蝶效應的連鎖反映,而難以判讀因果關係時;抑或該經驗的記憶已過於久遠,且未透過足夠的文字、數據妥善紀錄下來,而遭到遺忘時,事件資訊的複雜與不完整度,似乎也使人類命運陷入多次的重蹈覆轍,或過於自負的錯誤類比。

因為缺乏類似經驗導致未能預見風險,諸如日、韓等國,無法像台灣一樣,透過2002年SARS疫情的相關經驗即時採取預防對策,因此初碰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就顯得招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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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二:疫情爆發後,未能察覺問題(傳染力高、隔離措施的必要性)所在:

事件中的重要角色、決策者,未能認知到問題已發生之事實的原因,包括問題本身令人難以察覺(例如跨境移動的無症狀感染者),抑或距離「問題源」過遠,且第一事發現場的資訊未能清楚、迅速地上報至決策層,或是消息遭受封鎖,導致未能傳遞至其他利益關係人(單一地區或國家封鎖當地疫情訊息,都可能導致全國或全球的防疫漏洞)。

未來可能面臨的危機已進化為,在萌芽初期便能以無聲無息的腳步擴散開來,人們勢必也須強化自身對已發生事件的感知及辨識能力,並設法縮短、突破相關消息傳遞的距離、程序等各種限制與阻礙。

若疫情發生後,未能即時察覺到真正影響問題的根本原因,讓單一地區或國家封鎖當地疫情訊息,都可能導致全國或全球的防疫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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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三:即便查覺到問題,但未能想辦法實際解決:

群體決策的困難點(或可說是衍生醜陋、惡劣行為之處)即在於涉及到不同利益間的衝突。從各國的防疫政策來看,有助於疫情控制的行動包含戴上口罩、減少人潮聚集與不必要的人際接觸等,但這些行動對部分群體而言,反倒成為比起病毒更為有損眼前利益的禍害,包括自覺被迫戴上口罩或居家檢疫將有損人身自由者,或因為封城政策、人數控管政策而營收大受影響的商家,因此選擇對疫情視而不見或拒絕配合防疫政策(已有症狀卻拒戴口罩、隱匿病情、隔離期偷跑出門);甚或是掌握高決策權力、影響力的小群體,為維護其可獲得的龐大私利,從而根本上地直接否定事件的存在,抑或輕微化、扭曲危機的災害性。

正因不積極改善危機所造成的後果,將可由多數群體所共同分擔、承擔,再加上因此獲得、維護的立即利益,可能多過於已付出改善行動之群體所能擁有的,「自私」成了捍衛公共利益所必須化解的課題,而僅僅道德上的指責,顯然對可能造成重大威脅的「自私」,缺乏了救命性的約束力。因此為了避免整體(包含全民生命健康與國家醫療資源等)陷入「囚徒困境」或「公有地悲劇」,如何有效串聯大眾與多方群體,以形成具有集體危機意識並合作解決問題的聯盟,便顯得至關重要。

從各國的防疫政策來看,有助於疫情控制的行動包含戴上口罩、減少人潮聚集與不必要的人際接觸等。
蔡仁譯攝影

情境四:嘗試、努力解決了,但沒有(尚未)成功:

賈德.戴蒙提及的行動失敗或危機未獲改善的因素,包含:問題過於困難、解決方法的代價過高、努力不夠或為時已晚。

其中「問題過於困難」,展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突變性、人們對其缺乏抗體保護以及無症狀或輕症患者的出現等,皆為抗疫行動增添難度及不確定性;而「解決方法的代價過高」或可說明,為何有些國家在具備高效率並足以依靠的防疫機制與能量之前,便選擇提前放寬嚴格的防疫措施與重新開放經濟活動,如果從全球GDP成長率來看,便可清楚發現COVID-19有別過往各種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的更為慘烈代價(依據World Bank及IMF之數據,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下的全球GDP為-1.7%;2020年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的全球GDP預測值,則為-4.4%);至於「努力不夠或為時已晚」,對於因過晚做出有效決策而被COVID-19奪去的生命而言或許如此,但對全球整體局勢的演進,似乎還言之過早或不需如此斷定。

新型冠狀病毒的突變性、人們對其缺乏抗體保護以及無症狀或輕症患者的出現等,皆為抗疫行動增添難度及不確定性。
愛范兒

在上述的群體決策失誤路徑分析中,可以察覺到對COVID-19疫情的探討,很難僅僅聚焦在公衛問題的層面上,而不去探究疫情擴散過程中所參雜的全球跨境商業或旅遊移動,以及間接受到重創的國家或產業的經濟活動;因此產業經濟之於抗疫對策的理解,也不單是疫苗或藥物的研發,更包含了上述提及,群體建構風險應變能力所需克服的:事件資訊的複雜與不完整度、對已發生事件的感知及辨識能力、如何串聯大眾與多方群體,以形成具有集體危機意識並合作解決問題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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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決策失誤路徑,跨境供應鏈還面臨「即時彈性」與「能見度」課題

一個具有集體危機意識且願意為整體利益團結合作,並擁有對危機的敏感度與風險分析能力的群體,確實較容易在高風險危機中站穩腳步,然而,一旦將群體鑲嵌在產業鏈跨境分工本質的經濟全球化脈絡中,「自私」與「未能預見、察覺問題」,顯然不是無法阻止疫情從個人健康及生命安全,擴散至整體經濟發展的唯一原因。

對此,我們必需先探討在此波疫情衝擊下,全球產業供應鏈主要遇到的課題,以及這些課題所顯示出的供應鏈需要調整、強化之處。

由於經濟全球化的關係,所有群體鑲嵌在產業鏈的跨境分工裡,雖然降低成本也提高生產效率,在發生危機時能夠調整的彈性卻大幅降低。
Flickr CC by J. Nathan Matias

課題一:追求穩定的跨境專業分工與精實生產,降低供應鏈的即時彈性調整幅度

跨境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環節,其將各階段的生產節點分布於不同國家、地區的模式,在「精實生產」理念的實行下,進一步推使跨境供應鏈發展為高度專業化的生產過程,特別是對製程分工複雜的製造業而言。

所謂的「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是指藉由大幅減少生產過程中所可能出現的「浪費」及「落差」,來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以提升整體的生產效率,儘管為了去除無益浪費,而依顧客實際需求進行的拉式生產方式(Pull Production),也意味著不把市場突變狀況納入主要考量,但精實生產透過國際分工展現出後,每個生產節點也以更為專精、具比較利益與效率的功能立足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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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跨境分工雖然有助於凸顯各節點的特定經濟價值,但專業化的生產流程,也意味各節點之價值所能獲得的實際利益,以及各節點所仰賴的物資,係受到整體跨境分工的有效運轉與否所決定。因此,對缺乏與其他節點串聯,便會失去價值利益的企業;或是欠缺其他節點提供物料,便無法快速應付所需的企業而言,跨境供應鏈「斷鏈」風險所造成的代價實在太高。正如多在COVID-19疫情受災區設有上下游供應商,或供應鏈關係多與災區企業建立的企業,在沒有其他備選方案或彈性(elasticity)調整空間的情況下,所面臨的斷鏈困境;以及因精實生產而無備存產量,所衍生的物資或原物料缺乏狀況。

跨境分工雖然有助於凸顯各節點的特定經濟價值,但對於高度仰賴跨境分工的企業來說,斷鍊所需承擔的風險非常高。
Flickr CC by Jun Seita

因此可發現近期許多產業分析論述,紛紛提出對建構「韌性供應鏈」(Supply Chain Resilience)的支持,亦即透過創造彈性空間,來提高供應鏈中各節點對風險的即時(real-time)應變能力與營運的可持續性,包含:以雙重供應來源(dual-sourcing)創造採購彈性;以「最佳安全庫存」取代對「零庫存」的追求,來創造庫存彈性;開闢電子商務等多元銷售渠道,增加對市場調整或擴展的彈性;透過資訊即時串聯技術(例如當庫存量過低時,即時從電商平台中刪除商品,並在補上庫存後即時再次開放訂購;以及透過整合式的管理平台管理收貨及發貨)增加物流彈性,以兼具即時性的靈活度調整供應,進而提升客戶滿意度等。

課題二:跨境供應鏈的複雜性不利危機的提前預見、感知或辨識

由多個國家、企業及廠商組成的產業供應鏈,所涵蓋的訂單、設計研發、生產及銷售相關的資訊極為複雜且巨量,在欠缺數位科技(雲端服務、AI、區塊鏈等)輔佐的狀態下,不但加深在此一系列過程中,匯集、調閱、理解與分析資訊、數據的難度,更降低供應鏈中各生產節點對彼此樣貌的「能見度」與風險的「可視化」程度,使企業無法以足夠完整或所需的數據為依據,來進行商業決策或危機應變。連帶的,一旦供應鏈中的節點處於資訊判讀猶豫或中斷的狀態,都可能導致危機在供應鏈上蔓延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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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如今供應鏈本身牽涉的資訊精細度與變化性,已非單靠人力所能有效處理,例如網通製造業客戶對產品要求的精準度(良率必須高達100%,而非99.9%),以及台灣製造業面臨的高度變異性(每家代工商使用的管理作業系統不同)。因此在對供應鏈資訊複雜度、巨量化衍生之課題的探討中,可以發現許多強調借助數位科技的論述,亦即以數位科技開拓業者對危機的應變空間、強化業者對未來發展的準備度,以及協助業者將繁雜、零碎的數據轉化為可派上用場的生產工具,使業者在需配合與其他生產節點互動的情境下,擁有更多有效應對問題的方案選擇,以及不受限的發展或開發條件。

因為現在供應鏈本身牽涉的資訊精細度與變化性,已經超過單靠人力能有效處理的範圍,數位科技的處理與應用儼然成為一個重要的範疇。
Flickr CC by Savannah River Site

因此在供應鏈多節點的組成脈絡下,影響企業能否即時對危機採取對策,以及有效調和(上下游/多層)資源、完成客戶或上級所提需求(各種報表),並在供應鏈中持續經營的重點,將在於:

  1. 如何捕捉、分類在產業或生產線運行中,不斷積累的資料數據(各廠區的疫情變化、影響產品良率的因素與其中的關係、機械運作狀態、市場封鎖狀況等)?

  2. 如何運用數位科技串連巨量數據,並將數據轉化為可提前預見危機、即時分析及應變問題的決策工具(see data in new ways)?

  3. 以及如何擁有此些具質量且可用(usable)數據的所有權?

  4. 甚或進一步地從組織聯盟的層面,強化與其他節點的資訊共享關係,挑選得以相輔相成、願意永續合作的夥伴,此皆為企業在跨境供應鏈中應戰未知風險、創造價值、持續成長的關鍵。

如何運用數位科技串連巨量數據,並將數據轉化為可提前預見危機、即時分析及應變問題的決策工具,成為在供應鏈中持續經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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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供應鏈汰換參與者的機制中,為自身及整體供應鏈創造價值

現今全球供應鏈面臨的風險,不單是COVID-19疫情下凸顯的「即時彈性」與「能見度」等課題,更包含了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下的供應鏈「重組」問題。而這也提醒著我們,全球供應鏈本身是一個開放、具調整機制的架構,其擁有汰換、挑選參與節點的權力,特別當供應鏈演變為價值鏈(Value Chain),強調各個生產節點對整體供應鏈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時,能否在有效應對危機、問題的同時,兼具在其生產環節中為供應鏈或該產品創造價值,是企業持續保有競爭優勢的致勝關鍵,尤其對台灣多數從事代工製造的中小企業而言。

而本文所欲提出的觀點,並不是要否定或拒絕全球化下跨境供應鏈的相處模式,而是嘗試提出在相互牽動的生產關係中,不管身處的供應鏈是長是短,皆需看清由資訊、數據即時掌握度所控制的局勢,以及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中,企業欠缺應變能力的即刻,將可能面臨供應鏈自我保護機制所進行的汰換。

在全球化相互牽動的生產關係中,決定企業淘汰與否的重要因素,就是對於供應鏈自我保護機制的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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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當生產線注重的已不單是做的好(應對危機、處理問題),還要做到更好(帶來附加價值),各個生產節點在有能力對整體供應鏈創造更高附加價值前,所必須投入的自我數位能力強化,以避免因舊式效率不佳的管理或處理系統,而使已投入的生產成本化為虧損,特別是台灣多數仰賴接單生存的代工製造業,所投入的高額機械設備成本。

責任編輯:郭昱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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