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讓各國產業經濟存在唇齒相依的關係，此關係有好有壞，好處在於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單位體，可雨露均霑於整體產業成長所帶動的好處；而壞處則在於，許多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中受創嚴重，但卻具有重要經濟地位的生產節點（國家、企業、產業聯盟），一旦無法支撐起以往所肩負的功能或任務之時，其他節點也會連帶受到波及，特別是無法快速應變、缺乏自給自足能力的節點，將成為疫情刀鋒上的高風險受災戶。
新型冠狀病毒下的群體決策失誤路徑
儘管台灣在此次疫情之中，似乎成為全球那少數可過上正常生活作息的淨土，但多數國家至今為止仍處處受制於新冠疫情的迅速擴散，以及各種決策錯誤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如以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一書提及的「決策失誤的路徑圖」來看，未能有效控制新冠疫情的國家，多少步入以下四情境：
情境一：疫情爆發、擴散前，未能預見危機與風險：
如賈德．戴蒙所述，「缺乏類似經驗」係導致未能預見風險、對危機不夠敏感的原因之一。日、韓等國因為無法如台灣一般，能以對2002年SARS疫情的後見之明，即時採取預防對策，因此初碰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就顯得招架不住。
但「經驗」也不盡然能確保預見危機或風險的發生，特別是當事件的「因果空間」擴及全球且過程輾轉千迴、參雜蝴蝶效應的連鎖反映，而難以判讀因果關係時；抑或該經驗的記憶已過於久遠，且未透過足夠的文字、數據妥善紀錄下來，而遭到遺忘時，事件資訊的複雜與不完整度，似乎也使人類命運陷入多次的重蹈覆轍，或過於自負的錯誤類比。
情境二：疫情爆發後，未能察覺問題（傳染力高、隔離措施的必要性）所在：
事件中的重要角色、決策者，未能認知到問題已發生之事實的原因，包括問題本身令人難以察覺（例如跨境移動的無症狀感染者），抑或距離「問題源」過遠，且第一事發現場的資訊未能清楚、迅速地上報至決策層，或是消息遭受封鎖，導致未能傳遞至其他利益關係人（單一地區或國家封鎖當地疫情訊息，都可能導致全國或全球的防疫漏洞）。
當未來可能面臨的危機已進化為，在萌芽初期便能以無聲無息的腳步擴散開來，人們勢必也須強化自身對已發生事件的感知及辨識能力，並設法縮短、突破相關消息傳遞的距離、程序等各種限制與阻礙。
情境三：即便查覺到問題，但未能想辦法實際解決：
群體決策的困難點（或可說是衍生醜陋、惡劣行為之處）即在於涉及到不同利益間的衝突。從各國的防疫政策來看，有助於疫情控制的行動包含戴上口罩、減少人潮聚集與不必要的人際接觸等，但這些行動對部分群體而言，反倒成為比起病毒更為有損眼前利益的禍害，包括自覺被迫戴上口罩或居家檢疫將有損人身自由者，或因為封城政策、人數控管政策而營收大受影響的商家，因此選擇對疫情視而不見或拒絕配合防疫政策（已有症狀卻拒戴口罩、隱匿病情、隔離期偷跑出門）；甚或是掌握高決策權力、影響力的小群體，為維護其可獲得的龐大私利，從而根本上地直接否定事件的存在，抑或輕微化、扭曲危機的災害性。
正因不積極改善危機所造成的後果，將可由多數群體所共同分擔、承擔，再加上因此獲得、維護的立即利益，可能多過於已付出改善行動之群體所能擁有的，「自私」成了捍衛公共利益所必須化解的課題，而僅僅道德上的指責，顯然對可能造成重大威脅的「自私」，缺乏了救命性的約束力。因此為了避免整體（包含全民生命健康與國家醫療資源等）陷入「囚徒困境」或「公有地悲劇」，如何有效串聯大眾與多方群體，以形成具有集體危機意識並合作解決問題的聯盟，便顯得至關重要。
情境四：嘗試、努力解決了，但沒有（尚未）成功：
賈德．戴蒙提及的行動失敗或危機未獲改善的因素，包含：問題過於困難、解決方法的代價過高、努力不夠或為時已晚。
其中「問題過於困難」，展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突變性、人們對其缺乏抗體保護以及無症狀或輕症患者的出現等，皆為抗疫行動增添難度及不確定性；而「解決方法的代價過高」或可說明，為何有些國家在具備高效率並足以依靠的防疫機制與能量之前，便選擇提前放寬嚴格的防疫措施與重新開放經濟活動，如果從全球GDP成長率來看，便可清楚發現COVID-19有別過往各種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的更為慘烈代價（依據World Bank及IMF之數據，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下的全球GDP為-1.7%；2020年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的全球GDP預測值，則為-4.4%）；至於「努力不夠或為時已晚」，對於因過晚做出有效決策而被COVID-19奪去的生命而言或許如此，但對全球整體局勢的演進，似乎還言之過早或不需如此斷定。
在上述的群體決策失誤路徑分析中，可以察覺到對COVID-19疫情的探討，很難僅僅聚焦在公衛問題的層面上，而不去探究疫情擴散過程中所參雜的全球跨境商業或旅遊移動，以及間接受到重創的國家或產業的經濟活動；因此產業經濟之於抗疫對策的理解，也不單是疫苗或藥物的研發，更包含了上述提及，群體建構風險應變能力所需克服的：事件資訊的複雜與不完整度、對已發生事件的感知及辨識能力、如何串聯大眾與多方群體，以形成具有集體危機意識並合作解決問題的聯盟。
除了決策失誤路徑，跨境供應鏈還面臨「即時彈性」與「能見度」課題
一個具有集體危機意識且願意為整體利益團結合作，並擁有對危機的敏感度與風險分析能力的群體，確實較容易在高風險危機中站穩腳步，然而，一旦將群體鑲嵌在產業鏈跨境分工本質的經濟全球化脈絡中，「自私」與「未能預見、察覺問題」，顯然不是無法阻止疫情從個人健康及生命安全，擴散至整體經濟發展的唯一原因。
對此，我們必需先探討在此波疫情衝擊下，全球產業供應鏈主要遇到的課題，以及這些課題所顯示出的供應鏈需要調整、強化之處。
課題一：追求穩定的跨境專業分工與精實生產，降低供應鏈的即時彈性調整幅度
跨境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環節，其將各階段的生產節點分布於不同國家、地區的模式，在「精實生產」理念的實行下，進一步推使跨境供應鏈發展為高度專業化的生產過程，特別是對製程分工複雜的製造業而言。
所謂的「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是指藉由大幅減少生產過程中所可能出現的「浪費」及「落差」，來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以提升整體的生產效率，儘管為了去除無益浪費，而依顧客實際需求進行的拉式生產方式（Pull Production），也意味著不把市場突變狀況納入主要考量，但精實生產透過國際分工展現出後，每個生產節點也以更為專精、具比較利益與效率的功能立足供應鏈。
然而，跨境分工雖然有助於凸顯各節點的特定經濟價值，但專業化的生產流程，也意味各節點之價值所能獲得的實際利益，以及各節點所仰賴的物資，係受到整體跨境分工的有效運轉與否所決定。因此，對缺乏與其他節點串聯，便會失去價值利益的企業；或是欠缺其他節點提供物料，便無法快速應付所需的企業而言，跨境供應鏈「斷鏈」風險所造成的代價實在太高。正如多在COVID-19疫情受災區設有上下游供應商，或供應鏈關係多與災區企業建立的企業，在沒有其他備選方案或彈性（elasticity）調整空間的情況下，所面臨的斷鏈困境；以及因精實生產而無備存產量，所衍生的物資或原物料缺乏狀況。
因此可發現近期許多產業分析論述，紛紛提出對建構「韌性供應鏈」（Supply Chain Resilience）的支持，亦即透過創造彈性空間，來提高供應鏈中各節點對風險的即時（real-time）應變能力與營運的可持續性，包含：以雙重供應來源（dual-sourcing）創造採購彈性；以「最佳安全庫存」取代對「零庫存」的追求，來創造庫存彈性；開闢電子商務等多元銷售渠道，增加對市場調整或擴展的彈性；透過資訊即時串聯技術（例如當庫存量過低時，即時從電商平台中刪除商品，並在補上庫存後即時再次開放訂購；以及透過整合式的管理平台管理收貨及發貨）增加物流彈性，以兼具即時性的靈活度調整供應，進而提升客戶滿意度等。
課題二：跨境供應鏈的複雜性不利危機的提前預見、感知或辨識
由多個國家、企業及廠商組成的產業供應鏈，所涵蓋的訂單、設計研發、生產及銷售相關的資訊極為複雜且巨量，在欠缺數位科技（雲端服務、AI、區塊鏈等）輔佐的狀態下，不但加深在此一系列過程中，匯集、調閱、理解與分析資訊、數據的難度，更降低供應鏈中各生產節點對彼此樣貌的「能見度」與風險的「可視化」程度，使企業無法以足夠完整或所需的數據為依據，來進行商業決策或危機應變。連帶的，一旦供應鏈中的節點處於資訊判讀猶豫或中斷的狀態，都可能導致危機在供應鏈上蔓延開來。
再加上如今供應鏈本身牽涉的資訊精細度與變化性，已非單靠人力所能有效處理，例如網通製造業客戶對產品要求的精準度（良率必須高達100%，而非99.9%），以及台灣製造業面臨的高度變異性（每家代工商使用的管理作業系統不同）。因此在對供應鏈資訊複雜度、巨量化衍生之課題的探討中，可以發現許多強調借助數位科技的論述，亦即以數位科技開拓業者對危機的應變空間、強化業者對未來發展的準備度，以及協助業者將繁雜、零碎的數據轉化為可派上用場的生產工具，使業者在需配合與其他生產節點互動的情境下，擁有更多有效應對問題的方案選擇，以及不受限的發展或開發條件。
因此在供應鏈多節點的組成脈絡下，影響企業能否即時對危機採取對策，以及有效調和（上下游／多層）資源、完成客戶或上級所提需求（各種報表），並在供應鏈中持續經營的重點，將在於：
如何捕捉、分類在產業或生產線運行中，不斷積累的資料數據（各廠區的疫情變化、影響產品良率的因素與其中的關係、機械運作狀態、市場封鎖狀況等）？
如何運用數位科技串連巨量數據，並將數據轉化為可提前預見危機、即時分析及應變問題的決策工具（see data in new ways）？
以及如何擁有此些具質量且可用（usable）數據的所有權？
甚或進一步地從組織聯盟的層面，強化與其他節點的資訊共享關係，挑選得以相輔相成、願意永續合作的夥伴，此皆為企業在跨境供應鏈中應戰未知風險、創造價值、持續成長的關鍵。
在全球供應鏈汰換參與者的機制中，為自身及整體供應鏈創造價值
現今全球供應鏈面臨的風險，不單是COVID-19疫情下凸顯的「即時彈性」與「能見度」等課題，更包含了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下的供應鏈「重組」問題。而這也提醒著我們，全球供應鏈本身是一個開放、具調整機制的架構，其擁有汰換、挑選參與節點的權力，特別當供應鏈演變為價值鏈（Value Chain），強調各個生產節點對整體供應鏈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時，能否在有效應對危機、問題的同時，兼具在其生產環節中為供應鏈或該產品創造價值，是企業持續保有競爭優勢的致勝關鍵，尤其對台灣多數從事代工製造的中小企業而言。
而本文所欲提出的觀點，並不是要否定或拒絕全球化下跨境供應鏈的相處模式，而是嘗試提出在相互牽動的生產關係中，不管身處的供應鏈是長是短，皆需看清由資訊、數據即時掌握度所控制的局勢，以及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中，企業欠缺應變能力的即刻，將可能面臨供應鏈自我保護機制所進行的汰換。
除此之外，當生產線注重的已不單是做的好（應對危機、處理問題），還要做到更好（帶來附加價值），各個生產節點在有能力對整體供應鏈創造更高附加價值前，所必須投入的自我數位能力強化，以避免因舊式效率不佳的管理或處理系統，而使已投入的生產成本化為虧損，特別是台灣多數仰賴接單生存的代工製造業，所投入的高額機械設備成本。
責任編輯：郭昱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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