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衝擊一整年,遠距辦公將成為新常態!怎麼做才能更有效率?
疫情衝擊一整年,遠距辦公將成為新常態!怎麼做才能更有效率?

儘管新冠疫情迫使世界各地的員工採用臨時性的遠距辦公,但有越來越多的員工每週至少花一部分時間在家辦公,而一些企業從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在任何地方工作」的理念。但就像線上活動在2020年獲得快速發展一般,疫情加劇了 地理位置不再重要 的思維方式,如Facebook、Twitter等科技巨頭都宣佈了永久性的遠距辦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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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科技巨頭不同調!Twitter宣布遠距工作無期限,蘋果卻急號召員工重返辦公室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對工作文化的轉變感到高興,Netflix共同創辦人里德.海斯汀(Reed Hastings)成為了最強烈的反對者之一。「我看不到任何積極的一面。」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談及,「不能親自聚在一起,尤其是在國際上,是一個純粹的負面因素。」

海斯汀預測,隨著社會慢慢回歸正常,許多公司會採取部分遠距辦公,但大多數公司會恢復正常工作。「如果讓我猜測的話,每週五天的工作時間將變成四天在辦公室,一天則待在家裡。」他還補充說,「Netflix的員工將在疫苗獲批後12小時回到辦公室。」

但是,對於大多數公司來說,遠距辦公提供了太多的好處,沒辦法完全忽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拓寬了人才來源。金融科技巨頭Stripe推出了「遠距工程中心」,以補充其現有的固定辦公室。雖然Stripe在十年前推出時就已經雇傭了遠距員工,但這些員工被嵌入到傳統的辦公結構中,並向位於實體辦公室的經理或團隊彙報。遠距工程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使遠距辦公與實體基地處於平等地位,並説明公司「挖掘了99.74%居住在前四大都市以外的天才工程師」,Stripe技術長David Singleton當時說道。

這凸顯了許多公司正努力保持競爭力且重新調整自己,以適應員工選擇工作地點的靈活性與可能會發生的衝突。

過渡到真正的遠距辦公,需要「異步溝通」

對許多成熟的公司來說,遠距辦公並不是什麼新鮮事。Ruby on Rails的創辦人David Heinemeier Hansson是Basecamp的技術長和共同創辦人,該公司以其專案管理和團隊協作平台而聞名。Basecamp長期以來一直在宣導遠距辦公,Hansson甚至與Basecamp的創辦人Jason Fried一起撰寫一本關於這個主題的書。

但是,遠距辦公的廣泛接受會不會破壞Basecamp在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方面的優勢呢?「不會」,Hansson這般回答,他相信Basecamp在過去20年中磨練出來的文化和理念將説明它的地位。他還指出了其他公司的可疑舉動。例如,今年宣佈永久遠距辦公的大公司都蘊含著一個重要的警告,員工搬遷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可能會得到更低的薪水。

「大多數管理者還在想像,當這一切結束後,世界將回到辦公室。」Hansson說,「而大量向遠距化躍進的公司都利用差額工資這樣的手段,迫使任何想搬到矽谷以外地區的人都必須大幅降薪。我們在Basecamp收到數百份,甚至是數千份職位的申請,這一點並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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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疫情逼出矽谷搬離潮!企業推永久居家辦公,薪資依居住地調整,至少減薪15%?

要過渡到真正的遠距辦公,需要從上到下、重新思考日常業務的發展方式,強調異步溝通。這是公司從「以會議為先的文化朝向寫作文化轉型時,面臨到最困難的一件事。」Hansson說,「剛進行遠距的新手公司,通常會認為遠距只是將會議搬到Zoom上。」他也提到,「這導致了比線下會議更痛苦的事情。你必須過渡到異步寫作文化,才能做好遠距辦公的工作。」

除了營運效率,遠距辦公還有利於保護環境,這一點在全球疫情初期就變得非常明顯。根據美國NASA的衛星圖像顯示,中國的污染程度在疫情初期有所下降,但隨著中國逐步恢復正常的營運後,污染程度也相對增加。這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於交通,Hansson認為遠距辦公是讓地球休息的一種方式,同時也能改善人們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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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一家公司在遠距辦公中如何受益不太感興趣,反倒是對全世界如何受益感到有興趣。」Hansson說,「更多的遠距辦公意味著更少的通勤。對於一大部分的人來說,則是減少了許多的生活壓力。這對地球以及居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培養分散式團隊,具有高度靈活性

WordPress.com開發商Automattic自2005年成立以來,一直在培養分散式的員工團隊。如今,該公司給予涵蓋77個國家、共1,200多名員工充分的自主權,讓他們能夠選擇在任何地方工作。擔任該公司10年的全球人力資源主管Lori McLeese指出,分散式團隊若想成功,就需要將遠距辦公建立在公司的結構中。這種遠距結構,必須跨越通訊和用來連接各地區員工的工具。

「作為分散式工作模式的先驅之一,我們瞭解到許多關於這類專業環境的成功因素。」McLeese說,「當涉及到分散式工作時,我們打造出一種哲學和文化,因此對於專案管理和規劃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雖然用於描述在辦公室外工作的術語可以互換使用,但最重要的仍是要區分它們。例如,「遠距辦公」與「居家辦公」的含義不一定相同(有時候一致)。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公司純粹是為了建立分散式團隊而存在的,包括在全球的招聘地點創建共用的工作空間,並管理招聘、辦公室佈局和人力資源等所有的實際問題。

但「遠距辦公」和「居家辦公」都傾向於暗示一種個人的做法,而不是一種公司的理念。「 歸根究柢,分散式工作不等於居家辦公。 」McLeese說,「而我們使用了無數的工具和技術來説明並駕馭這種環境。」

雖然Automattic依賴於Slack和Zoom等第三方產品,但它也為了分散式團隊開發出內部工具。對於其他接受遠距辦公的公司來說,Automattic已透過訂閱提供了其中的一些工具,例如Happy Tools和一個名為P2的WordPress驅動的遠距團隊協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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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非同步溝通,使我們的員工具有靈活性,尤其是位於世界各地的人,我們有一種推出和反覆運算的文化,以便改進正在執行的東西。」McLeese補充說,「這不僅適用於我們的產品開發,也適用於我們的營運流程。」

遠距辦公政策的競爭優勢

GitLab是全球最大的全遠距公司之一,近1,300名員工分佈在69個地區。奇怪的是,它的線上手冊說明,這種遠距辦公政策為它帶來了「明顯的競爭優勢」,但公司希望它的「招聘優勢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簡而言之,GitLab正在推動全遠距辦公,即便這意味著其他公司對未來的招聘者更具有吸引力。

「遠距人才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但我們認為這對求職者來說是一個積極因素。」GitLab的遠距負責人Darren Murph表示,「 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全遠距化,或把遠距辦公視為一種選項,大量且靈活的機會將出現於全球,不再受限於生活在大都市裡的人。 遠距辦公的普及將引發人才招聘的巨大轉變,新的遠距組織必須適應這種轉變。」

這也是GitLab及同類企業更具明顯優勢的地方。僅僅告訴人們居家辦公很酷是不夠的,遠距辦公若想成功,必須是原生的——需要支援和鼓勵,而不是簡單地允許。

「GitLab的採購和招聘團隊經過專業培訓,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找到最優秀的人才,我們的入職嚴格程度也是世界級的。」Murph補充道,「如果執著於傳統招聘,轉型企業在尋找人才的方面可能會有所滯後。」

GitLab最近還完成了Async 3.0計劃,該計劃致力於「更清晰地定義和操作異步通訊」,或像Murph所說的那樣,「創造更包容和尊重的工作流程」。追根究柢,這是關於構建組織以迎合分散式員工的需求,而不僅僅是用Zoom電話取代面對面的會議。「這些先進的活動提供了一個顯著的競爭優勢,而不是遠距辦公的過渡,而後者為員工帶來了低效率的工作負擔。」Murph解釋道。

混合辦公模式將成為新常態

儘管有人預測新冠肺炎可能會導致長期性的遠距辦公,但事實可能更加微妙。這場大流行將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但在不久後的將來,工作可能會變成是一種混合型的模式。實體辦公室不會消失,但企業可能會在主要城市和地區設立較小的本地辦公室,以供員工使用,若他們願意的話,或許會與大城市裡的大型總部一起使用。這種中心和輻條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兩全其美,企業可以在任何地方吸引人才並提供靈活性,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安靜的房間能用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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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混合模式,對試圖在辦公室和遠距之間找到平衡的大型公司最具吸引力。然而,這些大公司在初期較難實現目標,因為他們必須試圖將線下流程調整為線上環境,以適應分佈在不同城市、時區的員工。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新創公司從一開始就採取完全遠距的精神,如同先前的Automattic、GitLab和Basecamp一般。隨著新創公司的發展,「分散式工作」模式有可能成為最終的新常態。

責任編輯:文潔琳
本文授權轉載自:36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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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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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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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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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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