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學聯盟：老師跟老闆不同調、需求落差大，要當BD也要當PM|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老師跟老闆不同調、需求落差大！產學聯盟提媒合解方：要當BD也要當PM

產學間如能緊密合作，就有機會把最新進的學術成果，轉換成產業能應用的技術。但老師跟業者之間，仍有許多需要磨合之處。

把老師、產業當客戶，產學聯盟要當BD也要當PM

「我把產業跟學校老師當成客戶，一個是委託方、一個是供應商，大家的想法不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盤點老師的能量。」林琮庸說。

產業的需求，與大學老師能提供的解方不一定能媒合，在溝通上也容易沒有效率，「本質雙方的思考就完全不一樣，老師們在執行政府計劃時，結束就是寫個報告、弄個專利，但產業的要求不一樣。產業則也要體諒老師的節奏，還要備課、帶學生。」林琮庸說，「產學聯盟是一個緩衝，替雙方拿捏分寸，講起來很簡單，但真的做下去很容易兩面不是人。我們既要當PM又要當BD。」

不只盤點產業需求與老師的能量，也要盤點合作夥伴的優勢，清大也主導了五校產業聯盟，內含政大、淡江、輔大與逢甲，「清大很多人才，但是在實作面要加強，逢甲、淡江的實作就很強，有很多實際產業互動的經驗。」林琮庸說。

跨校合作也是產學聯盟近期的發展重點，以成大為首的大南方聯盟，共有12校加入，包含虎尾科大、高雄科大、遠東科大等，成大國際產學聯盟執行長彭聖偉（首圖左下）表示，跨校合作能夠讓研發型學校（成大）的優勢，與科大實作的強項結合，「產業來找學界合作，希望拿到的產品一定是越落地越好。」

康舒、南六，與大學合作希望再創產業升級

林琮庸以清大與電源大廠康舒的合作為例，「他們很驚訝，沒有想到清大會跑到淡水去找他們，如果清大只幫他們提升工廠的效率是不夠的，我們要打造新的衝擊。總經理許介立也有大破大立的想法。」

清大與康舒的合作成立研發中心，採取康舒出題、清大解題的方式，目標是讓康舒往更遠的未來，不管是電動車或是綠能前進，「康舒已投入2,800萬元，以傳產來說是不小的金額。」

除此之外，林琮庸提到，與康舒的合作還有一個額外的效應，就是把人才帶到康舒，「以前大家覺得淡水很遠啊，但是產學合作後，陸續有清大的學生過去，這也是個正面的效應。」而目前清大主導的五校聯合，除了與康舒之外也陸續有3個研發中心出現。

而中山大學負責營運的南台灣國際產學聯盟，包含高醫、義守、屏科大、高雄大學，與不織布工廠南六企業的合作，便展示了跨校的成果，「南六的高層在思考，如何用現有的製程跟經驗，往生醫方面發展。」中山大學前瞻產業聯絡中心副執行長梁鶯騰（首圖右下）說。

最終敲定南六與中山大學、高醫合作，建立海洋化妝品系列開發團隊，針對海洋中的生物投入研發。由中山大學海科院負責海洋生物原料培植與提供，高醫香粧品學系進行產品活性測試及後期產品試驗的資源，並結合南六的產品來規劃。

跨校的合作，能夠讓學校之間截長補短，更能解決產業提出的問題，「畢竟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啊。」林琮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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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錢玉紘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