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府力挽配送獨角獸？Kurly取消赴美IPO、迴游國內上市，背後2大原因一次解析|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韓國政府力挽配送獨角獸？Kurly取消赴美IPO、迴游國內上市，背後2大原因一次解析

近幾年，企業赴美IPO成為一大熱潮，原先欲跟上這波趨勢的韓國配送新創Kurly卻突然打消念頭、迴游韓國上市。讓它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什麼？

Kurly千迴百轉的IPO歷程

2015年創立的Kurly在歷經5輪融資的沉潛後，其執行長Sophie Kim在今年3月11日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採訪時表示：「Kurly正與華爾街的銀行洽談年底前IPO的計畫。」由於南韓電商巨頭Coupang已於今年3月風光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並成為繼阿里巴巴後，美股史上第二大樁的外國企業IPO，Kurly有意在今年尋求上市的新聞一出，自然再度成為美股的焦點話題。

對此，Kurly的發言人表示：「我們的IPO計畫是希望能利用市場來吸引外國投資者的資金，以當作在競爭激烈的韓國電商市場與主要對手角逐領導者的一種手段」。根據《Pulse News Korea》的報導，Kurly與三星證券簽有在國內上市的IPO契約，但在看到競爭對手Coupang在美股取得亮眼成績單後，已有意赴美。

投資銀行業的消息人士透露，Kurly指定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作為辛迪加團隊（syndicate team），替它提供在美國上市的建議，但在分析韓國和美國的上市管制條件與投資環境後，Kurly最後決定取消赴美，選擇留在自家交易所。

赴美IPO計畫為何在宣佈三個月後就轉向？

《Techcrunch》的報導認為，Kurly若赴美掛牌，投資者勢必會拿Coupang來比較，如此一來將對其成長造成影響。業內消息人士也稱：「 Kurly最初預計其估值會超過26億美元，但F輪融資的估值僅達約22億美元左右，與Coupang一比較更是相形失色 。」《韓國時報》更直言：「Kurly試圖從全球投資者手中獲得它所希望的估值一事，最終將徒勞無功，而這些高下立判的數字差距被認為是Kurly重返首爾市場的真正原因。」

不過，事出必有因，已在韓國打下半片江山的Kurly，雖然不像其他營收破億的企業赴美上市，力求增加市場競爭力，但倒也不至於未經評估就貿然決定。那麼，是什麼原因讓Kurly決定迴游呢？

原因一：韓國證交所放寬IPO管制

今年3月，韓國證券交易所鬆綁規定，以阻止如Coupang般或有潛能成為巨型獨角獸的新創公司尋求海外上市，相關措施包括：

1、在美國金融當局採取類似措施後，韓國政府和國民議會也引入具有加權投票的雙重股權制（dual-class shares），讓新創公司的創辦人即使持有較小比例的股份，也能保有其管理權。因為韓國強制採行一股一票制（one-share-one-vote regime），雙重股權制度將能幫助Kim以僅持有6.67%股份的方式，繼續保有對Kurly的管理權。

2、對欲IPO的公司放寬虧損額度限制，Kurly去年的收入雖然比前年暴增123.5%，達到約8.4億美元左右，但其營業虧損則略增至1.02億左右。

3、亞洲公司赴美IPO的環境似乎變得更糟，例如：滴滴出行股價自7月初在美股亮相後就持續下滑，上市碰壁更使其市值蒸發6,000億；總部位於新加坡的Grab與一家特殊目的收購公司的合併案，也推遲IPO計畫；中國的線上雜貨商「每日優鮮」和「叮咚買菜」在美國上市後，也未能吸引投資者。

種種事件都增加在美股上市的不確定性，更讓Kurly原先的赴美計畫面臨質疑，使Kurly不得不仔細評估自身的商業模式、國內外上市的條件與環境，最後做出選擇在韓國上市的決定。

原因二：欲與國內客戶、企業共享營收成長的甜美果實

Kurly估值現階段或許追不上Coupang，但其服務範圍卻遠大於Coupang ；此外，儘管競爭日益激烈，Kurly仍精心挑選優質商品以及從農場到餐桌原則，對此Kim說：「我們銷售的每個產品，都是我自己也非常願意購買的。」這讓Kurly備受家庭主婦的青睞，而Kim會與公司相關人員一起親自品嚐架上每種產品此事，在韓國消費者中更是廣為人知。

在強敵環伺的韓國電商市場，Kurly至今仍能保有強大競爭力，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超過60%的首次購買者會願意繼續使用Kurly，這個比例遠高於同業的平均29% 。即使Kurly放棄在美國上市，決定留在本地發展，投資者仍給予諸多信心，Kim在相關聲明中補充說道：「今年7月初剛舉行的F輪融資，我們獲得近2億美元的資金，這證明我們因為促使消費者轉往線上購物、懂得利用數據與技術，提供高CP值產品給消費者的策略受到認可。」

雖然Kim的言論被認為是要試圖削弱外界對公司成長潛力的擔憂，但最新一輪的融資的確是選擇留在自家上市新聞釋出後的幾天才完成，即便無從得知Kim心中可能存在的擔憂，但在疫情已擴散全球、投資環境明顯不利亞洲公司之際，籌集的資金證明了外國投資者對於南韓電商市場的規模和發展前景具有高度期待。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