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德，梅克爾是一個神職人員的孩子，能上高中而非讀技職學校，的確很特別。
雖然梅克爾是每個科目都拿到A的優等生，老師很少讚美她或給她獎勵。事實上，她的俄語老師甚至因為她得獎而受到訓斥。班恩老師回憶說：「在學校召開的一次黨部會議上，有個共產黨官員嗤之以鼻地說：『中產階級的子女要拿到好成績不難吧！我們該好好培養工人和農民的孩子！』」
梅克爾會成為校長、老師的眼中釘，是因為她是資產階級牧師之女，即使她父親絕非異議份子，但在一個無神論國家，路德派牧師總是會受到懷疑。梅克爾回憶說：「我不得不比班上其他人強。」
不管她有多優秀，梅克爾依然渴望同儕的陪伴與認可，因此她加入了少年先鋒隊，也就是學習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預備隊。她坦承，自己加入這個組織的動機有七十％是機會主義，她希望利用這個機會擴展自己的社交生活，她想要有歸屬感。因此，梅克爾在兩個世界中遊走：她在教堂裡唱路德派聖歌，在學校模仿列寧歌頌社會主義。她承認：「有時，我很羨慕一些輕易相信的人。他們沒有疑問，不懷疑，只是照規則行事。」
即使她嫻熟馬列主義及其對無產階級必勝的預言，她仍偷偷關注另一個德國的政治。「他們總統選舉進行的三輪投票真令人興奮！我實在很感動！」那年， 她父親幫她取得蘇聯核物理學家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寫的一篇抨擊莫斯科加入軍備競賽的文章。
這位「氫彈之父」在文中警告核武器的危險，人類將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梅克爾被校方抓到閱讀這樣的反動文章，卡斯納牧師隨即被國家安全部傳喚、審問。他拒絕透露這篇文章是怎麼來的，但這件事提醒了他，即使是對國家「友好」的牧師，也不能免除來自恐怖機關的恐嚇威脅。
差一點無法畢業！一場表演處碰國家紅線
安格拉在滕普林一所文理高中（相當於美國以大學為目標的預備高中）就讀，她在數學、物理和俄語的成績皆名列前茅，但是她差點畢不了業，就因為一場惡作劇。
事件是發生在她和幾個畢業生依照校方要求，籌劃了一場宣揚馬列主義的表演。演出中，不只是聲援越共、反抗美國，也支持高舉社會主義大旗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對抗來自葡萄牙的殖民者。
但莫三比克解放陣營不是親蘇派，最糟糕的是，梅克爾的團隊最後用英語──帝國主義的語言──高唱共產主義運動的頌歌《國際歌》。這群畢業生的叛逆行動讓共產黨氣得扣留了整個地區高中生的畢業證書，包括已錄取萊比錫大學（一九五三─一九九一年，該校名為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的優秀學生。
卡斯納牧師心急如焚，只得硬著頭皮請主教幫忙，懇求當局高抬貴手。安格拉和她的同學終於得以拿到畢業證書，成為大學新鮮人，但她也得到教訓，體認到一個殘暴的國家什麼都做得出來。
一九七三年秋天，十九歲的梅克爾前往萊比錫大學就讀，當時的東德正處於陰鬱時期。在國家無時無刻的監控下，梅克爾和同學畢業前的惡作劇，有如捋虎鬚，得到教訓後，她隨即逃往比較安全的科學領域。
「我選擇攻讀物理，是因為我想了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因為基礎運算和自然的規律不是東德能廢除的。」梅克爾曾說。為什麼不研究人文學科呢？梅克爾回憶道，儘管德國作家伯爾（Heinrich Böll）最近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你要讀伯爾的小說《小丑之見》（Ansichten eines Clowns）還得先取得當局的許可，也不能看外文書報。」
投身研究物理！展露科學家天分
她的目標是物理學博士學位。她選擇萊比錫大學，不只是因為該校名列德國頂尖的科學殿堂，而且距離滕普林約二百七十公里。現在該是她學習獨立的時候了。她解釋說：「我想離開家， 離開這個小鎮。」無疑的，她希望跟她那難以取悅的父親及唯夫是從的母親保持距離。
她在萊比錫中央車站下車，站在穹頂大廳─這是歐洲最宏偉的火車站，鐵路黃金時代的遺跡。共產主義英雄的巨幅頭像─馬克思、列寧、烏布利希─歡迎這個十九歲的女孩。
這年，萊比錫大學物理系招收七十名新生，其中只有七個是女生，梅克爾就是其中之一。熱力學教授哈伯蘭特（Reinhold Haberlandt）回憶道：「她是第一個出現在我班上的女生。」這位身材高大、神情嚴肅的教授現在已經八十多歲，談起四十年前的往事，他的記憶依然鮮活，說她不喜歡出鋒頭，「安格拉是個很文靜的女生，說話總是準確到位。
我課堂上有八十個學生，只有點名要她回答，她才會說話。」但她的表現非常出色。她的同學麥茲卡爾斯基（Frank Mieszkalski）說：「她在課堂上發言時，她和教授彷彿在說一種他們自己的語言，我們其他人根本聽不懂。我想，她的大腦神經特別發達。」
萊比錫大學校區很大，學生俱樂部就在一棟大樓的地下室。有一晚，麥茲卡爾斯基在那裡向安格拉邀舞。多年後，他向我描述這件事： 「她受寵若驚，喜形於色─直到我顯露真正的動機。我希望她能幫我準備期末考。有一門資訊科技的課，我只上了第一堂課，一整個學期的課都蹺掉了。
起初，她看起來有點失望，隨後她就釋然了。我們坐下，她為我複習這個學期教授教的東西，我做筆記。她的記憶力極佳，思考有條不紊。這堂課的內容全都在她的腦海裡！」
大學四年，安格拉只有一門課沒拿到好成績，也就是必修課馬列主義：genügend（尚可），低分過關的意思。
梅克爾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是德爾（Ralf Der）。這位神經資訊和機器人學專家回憶這個名滿天下的學生給他的第一印象：「年輕、開放、活潑，一頭俏麗短髮。我馬上就喜歡上她。」他說：「她似乎有個強大的內心世界。這點讓所有人印象深刻。」
雙重身份的平衡：科學家與信仰、路德派與共產青年團員
「記得我曾問她一個問題，」麥茲卡爾斯基回憶說，「我們都知道她是一個牧師的女兒，而身為一名科學家，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安格拉答道： 「對我而言，信奉上帝就是過著合乎倫理的生活。」她說，她的目標是把基督教倫理和科學融合在一起。
在教會與國家之間生活、在獨立思考和馬列教條之間游走，不但頭腦要很靈活，也要懂得情緒轉換。梅克爾很精明，知道如何存活下來，所以能同時做一個虔誠的路德派信徒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她懂得明哲保身之道，所以不會攻擊哪一邊，而危及自己的未來。適應和妥協很棘手，但她已知如何遊刃有餘─而且明白不能輕易透露自己的看法。
上任後的梅克爾，最親中的的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頻頻出訪中國，幾乎每年都會去一趟北京，以加深德國和中國領導人的關係。
她的外交政策顧問霍伊斯根說道：「她早在二○○五年就說過，中國是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我們必須跟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她在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身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中國的教訓以及可能給世界帶來的危險，未曾偏離梅克爾的雷達。」
最親中的德國總理！任內頻訪中國
她剛當上總理那幾年，因為出訪中國而興奮。她在中國見到不少文化界人士、科學家、企業家和官員，這個新興巨人的進步讓她驚異，因此有不虛此行之感。
她問道：一個採行中央計劃經濟、一黨專政的國家何以能讓數百萬人口擺脫貧窮，不斷增加其全球影響力？這樣的軌跡似乎是史無前例的。梅克爾從北京回來時，通常會給德國企業帶來一籃子有利可圖的貿易協議──終於使中國成為德國汽車的三大市場之一。
然而二○○七年下半年，梅克爾卻沒能和中國談成任何協議，也見識到「中國奇蹟」的黑暗面。德中雙方關係突然降溫，是因為梅克爾九月下旬在柏林接見達賴喇嘛，而且和非政府組織、異議份子及獨立記者談話。八月陪同梅克爾訪中的發言人韋翰（Ulrich Wilhelm）說道：「她每次都會談到人權問題。」她第一次見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就曾開門見山地說：「我欽佩貴國的進步，但在展開我們的會談之前，我無法不提及人權的問題。」
中國當然嚥不下這口氣，認為這是在干涉中國內政。為了表示不滿，他們不但讓梅克爾空手而回，更在同年十一月法國總統薩科吉（Nicolas Sarkozy）來訪時，跟他簽署了三百億美元的合約。
人權成摩擦點，放棄二元對立眼光看中國
梅克爾不禁注意到，就敏感的中國人權問題，薩科吉可說如履薄冰，不敢踩紅線，惹中國發火。自此之後，梅克爾猶如在自己的價值觀和維護德國商業利益之間走鋼索，特別是在和中國領導人的閉門會議上。她一直努力和北京建立良好關係，因此贏得了中國歷屆領導人的信任。無可諱言，這種信任是以道德為代價換來的。
二○一三年上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對梅克爾說，在中國和其他地方，支持人權最好的方式就是消除貧窮。但她不完全同意，依然認為自己有權就北京對少數民族和基本人權的無情鎮壓，說出自己的看法。
據報導，她對習近平說：「如果你採取鎮壓的手段，我們就不得不公開支持抗議者。」雖然梅克爾說習近平日益強硬加上大搞個人崇拜，這些做法「令人失望」，但她還是從一個比較複雜的角度看待中國，而不僅只是自由和不自由的二元對立。因此，梅克爾也會訴諸軟性的手段─並非作為強硬談判的替代品，而是她對一個在西方經常被忽視的古老文明表示尊敬的方式。
梅克爾的外交出訪大抵匆匆完成禮貌性的拜訪及問候、正式交換意見和記者會，但在中國，她花了不少時間。二○一八年，她參訪深圳，想親眼看看這個香港旁邊的小村莊如何脫胎換骨，成為擁有一千二百五十萬人口的高科技中心，而德國汽車工業的動力電池仍需仰賴進口。
造訪中國十幾趟後，她知道除了習近平，該找哪些人，哪些人又該敬而遠之。所有的重要決策可能都是由習近平拍板定案，但他也會聽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意見，因此她也將和劉鶴的見面納入行程。
著迷歷史，中國發展激勵德國加速
在最近一次訪問中，她興高采烈地告訴隨行人員：「我們在慶祝我們同步傳譯的五週年紀念！」她描述之前中國官員如何吃力地從索引卡唸出翻譯好的答案。二○一○年七月，安格拉．梅克爾決定去西安參觀秦始皇的七千個兵馬俑，以慶祝自己的五十六歲生日。這回，她那難得露面的丈夫也隨她同行。中國官員當然也注意到她對古物和文化的興趣。
梅克爾熱愛歷史，有鑑於她對中國歷史的著迷，今日中國展現的全球抱負也就沒那麼神祕，也許對她的威脅也就沒那麼大。
她是一名科學家，因此她很清楚中國在技術發明方面的卓越成就─例如火藥─中國也是最早進行天文研究的國家（於十七世紀的清朝）。她曾說：「我常和習主席討論我們如何學習對方的長處。我訪問中國時，他們的領導人告訴我，在過去兩千年中，有一千七百年，中國的經濟領先全球。如果我們重現傳統的榮光，你們可別難過。」
梅克爾比較近三十年中國非凡的進步以及從二戰的灰燼中崛起的德國。她指出：「中國的崛起和德國一樣，大抵是基於勤奮、創造力和技術能力。」在她擔任總理的十六年間，中國經濟增長了二○二％。她警告說：「再過十年，我們將需要能閱讀中文專利的人，因為中國人不想用英文撰寫專利說明書了。」
她提醒自己的內閣，中國的目標是站在人工智慧的先端；二○一七年，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投資了一百二十億歐元，而德國只花了五億歐元。
她認為中國進步的腳步快得令人瞠目結舌，與其說是一種直接威脅，不如說是一種鞭策，激勵歐洲快速發展。
她說：「我相信晶片應該可以在歐盟生產，而歐洲也該有超大規模的雲計算平臺服務商，並且能夠製造電動車的電池芯。」就這類的技術問題，很少國家元首能夠侃侃而談。
由於她曾生活在警察國家的監視下，她認為歐洲應該制定隱私權保護及全球數位標準的規則─以成為美國和中國之外的選擇。
反國家監視！格外重視隱私權
她說：「我堅信個人資料不屬於國家或公司。」梅克爾是個務實的人，一方面和中國的電信巨頭華為談判，另一方面加強德國政府對電信設備供應商的審查，並界定德國數據的安全風險。
儘管她對共產黨統治的現實生活有親身體驗，仍拒絕透過意識型態的稜鏡來看中國。她也承認，中國和東德、蘇聯不同，中國已進行經濟改革，使其數百萬人民得以受益。
對大西洋兩岸的許多人來說，從二○一九年中國持續鎮壓香港改革派和維吾爾族來看，梅克爾的務實主義顯得空洞。
想必這又是梅克爾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她認為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太重要了，不能被政治綁架。梅克爾擅長用歷史學家的角度觀察趨勢，她已看到了不祥之兆。
若西方不盡快開始向中國學習，將來可能會遠遠落後。她經常提到這樣的事實：有好幾個世紀，中國代表世界文化的巔峰。公元前二一○年，中國工匠雕刻出那些栩栩如生的兵馬俑時，歐洲人在做什麼？
文明興起，然而如果變得自鳴得意、漠不在乎、頽墮委靡─就會走向崩壞。她在任期最後幾年，幾乎每次演講都會警告，西方的希望之火愈來愈黯淡，使命感也愈來愈低。她想重新點燃這股希望，但她能運用的手段很有限。煽風點火、激發人民採取行動，並不是她的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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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梅克爾傳：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天下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傅珮晴、錢玉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