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六本木、新宿、澀谷與銀座的街頭，可見消費人潮絡繹不絕。
東京都核心區域大手町、永樂町或者丸之內一帶，在號稱百年罕見的熱浪，上班族仍著正式服裝，隨著電車到站的節奏，魚貫穿梭於辦公大樓間。
但看似復甦的街頭，已經出現了不可逆的變化。
對日本來說，無論是產業的重組，或者企業對國際市場的布局，都與疫情前不可同日而語，例如，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日本又稱 DX）將成為日本國家戰略中直接且長遠的課題；跨國人才、產業與資金的合作，又隨著國際政局的變遷，讓企業有了新的考量。
日本過去的防疫措施，加上如今的經濟低迷，又刺激日本的何種反應？又替台灣帶來什麼機會？
當緩步的數位轉型，面對又急又快的疫情衝擊
廣義的數位轉型，指的是在生活中，或者不同行業間，使用資訊科技，加速或改善效率的方法。此概念在日本並不算新鮮，只是長久以來並未受到重視，或者阻力重重。根據筆者與當地投資機構、顧問的直接溝通，以往推動數位轉型困難，歸納的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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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數位工具的使用，對高齡族群而言並不友善。眾所周知，日本是個老齡化大國，該國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換句話說，用紙筆書寫、用傳真通訊，依然是這些具有社會影響力者，賴以溝通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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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傳統企業對於數位化工具推廣並不積極。政策的制定，有時可以加速數位轉型，但根據筆者瞭解，有些政府機關內部，還是仰賴傳真進行溝通，在新冠疫情控管時，就出現了莫大的困擾。或者對於一些行政流程，也沿用著舊有的習慣，例如印鑑的制度，都是在2020年才走入尾聲。而走進一些具有較久歷史的大企業、研究院中，與其使用投影片，這些簡報人員更傾向使用紙本資料。
其中，又以後者的因素難以突破。與人口問題相呼應，政府與企業的高齡化，對於日新月異的資訊工具普及，就越需要細緻的溝通。尤其是日本是個十分注重細節的社會，面對組織內部新的工具、方法，都需要制定一套非常嚴謹甚至堪稱為瑣碎的SOP，這也延緩了現有人員引入新科技的速度。
然而，這些種種不利的因素，在一場疫情的衝擊後，卻讓日本的數位轉型開始「補課」，甚至做出了短期內不少重要的成就，或值得借鑑的案例。
筆者在這段期間，便從兩個最能夠讓民眾有感的地方，探討這方面的變化，方別是廣告行業，與消費、零售行業。
數位轉型正快速發生在日本的廣告、消費與零售產業
首先，行銷與廣告的形式，在新冠疫情兩年間，受到了衝擊。根據筆者造訪日經廣告研究所時，研究員對電通（Dentsu）報告的說明：2021年，日本網路廣告的總預算，首度占廣告市場預算的40%，超過了傳統四大廣告（報紙、電視、廣播與雜誌）的36%，而戶外廣告、看板，則急遽降到了24%。這意味著生存壓力終於撼動了廣告業者雷打不動的傳統廣告策略。
於是，網紅經濟在日本，便趁著疫情拔地而起。以Youtuber經紀起家的上市公司UUUM為例，在2020年初疫情爆發之際，成功地與1932年成立、日本最有影響力的演藝經紀公司之一「吉本興業」達成資本合作，並將旗下的10000多個頻道，與後者旗下演藝人員策畫新節目。這對重視科班的藝能界而言，以往完全不可想像。
日本最大的公關公司之一Kyodo PR，更直接轉投資網紅服務公司VAZ，並與iKala於今（2022）年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利用後者KOL Radar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補足網紅服務成效缺乏數據支撐的空洞。
深諳媒體與大眾傳播的公關行業，對於網路與社群的數據需求，需要透過AI或者更多的科技工具來完成。日本的網紅業務新創，也在疫情中逐步成長，包含已經過了C輪BitStar，則積極與TikTok的合作，搶攻對Z世代的廣告消費。
其次是民生消費與零售行業，與台灣相同，各種無人化、非現金支付的工具，開始大量出現。2020年疫情前，在東京的各種消費場所，最主流的現金支付工具大概就是信用卡。
現在，部分東京的咖啡廳、餐廳，甚至部分商辦內部的餐飲服務，出現不接受現金的支付方式，盡可能杜絕顧客與服務人員直接的接觸。
筆者因為之前居住在北京數年，手機支付已經並不稀奇。更引起我好奇的，是無人化或自動化服務的機器。
由日本前三大電信公司KDDI的CVC注資的新創New Innovations，致力於lifestyle方面服務的無人化與自動化。例如其推出的Root C系統，看似以往中國幾年前常見的無人咖啡機，但時空背景完全不同。
當時中國市場的商業模式，主打快速、降低人力成本，在今天的日本，則是訴求零接觸、低感染。這樣的構想除了受到當地企業的青睞，著名的藍瓶（BLUE BOTTLE）咖啡，也樂於與其開展位於澀谷的試點計畫「Pop Up Cafe–Shibuya」。
近日，Root C的服務也成功說服了阪急等集團，進駐到了銀座、目黑等一帶。
為什麼日本的數位轉型與台灣新創有關？
聽起來不可思議，甚至慢半拍的感覺。但直到疫情的來臨，日本社會對於無人化、自動化的需求，多了防疫層面的考量，帶來大量的機會。另一方面，台灣的新創公司在日本的數位轉型浪潮中，又多了什麼機會或者新的挑戰呢？
首先，數位化所需要的軟體、數據服務，是台灣新創公司既有的強項或者特質。日本仍有非常多服務需要線上化，而台灣部分公司已經成功打入；例如日比谷公園的德國啤酒節，當地民眾就可以透過KKDay預購票進場。
其次，日本的許多數據分析需求，仍然停留在缺乏程式設計、數據資訊人員的瓶頸上，這跟該國的教育政策有關。但以iKala的KOL Radar為例，就是精準切入了網紅產業中，缺乏數據人才的真空中－儘管日本的經紀人制度、廣告產業都非常成熟。而VPON則看準了旅遊行業，也需要跨境數據的支持，一舉進入日本多個政府機構。
然而，一味地線上化、數據化、甚至AI化，仍然不足。日本具有創意的戶外看板、精心設計的電視廣告，堪稱舉世聞名，從大阪的Glico廣告招牌，到各種充滿視覺衝擊的平面設計，是信賴感建立的重要基礎。一旦這些通訊、傳遞心意的媒介都放在（看似廉價，甚至免費的）網路上，便讓消費者覺得缺少溝通的感覺。儘管防疫帶來了轉機，不代表消費者放棄了傳統的互動行為。
位於新宿街頭的3D立體看板（最有名的應該是一隻慵懶可愛的貓），恰好說明了，日本在消費社會中，數位化很吸引人，但「感官體驗」仍然非常重要。如何讓習慣了人與人接觸的日本社會，習慣「不接觸人，又能感受到溫度」，不是只有將產品語言翻譯成日文，需要在UI、內容等一系列細節上，達到服務至上的情感，這方面對於台灣科技公司，恐怕仍是一道難以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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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秀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