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前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在一場活動中說：「台灣雖然是個很棒的國家，但軟體卻一團糟。」台灣的軟體業為什麼無法複製半導體或電子業的奇蹟，問題出在哪？台灣擅長硬體製造，但在軟體開發和創新卻面臨挑戰，我們的機會又在哪？
對比於矽谷順暢地從半導體科技轉為軟體與網路產業，甚至成為全球最重要產值也最高的科技公司聚落，台灣除了半導體護國神山之外，為什麼無法複製半導體或電子業的奇蹟，一直是一個討論多時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問題。
當5年前我帶著矽谷為什麼的疑惑來到此地，最近越來越豁然開朗。矽谷能成功從半導體的矽谷轉型為軟體的矽谷，一部分是美國的軟體需求與市場規模，一部分是人才與資金的特性（所謂連續創業者的濃度與文化），最後則是整體生態系在美國與其他地方還有台灣的差異化。
美國軟體業為什麼獨強？簡單來說，美國市場本身規模、資本市場的速度與量體、跨國公司產生的全球影響力與使用習慣，還有長期大量移民形成的經濟成長狀態與技術人才素質，都給了美國軟體業最肥沃的土壤、最寬闊的空間與最高的天花板。
為了中國與硬體業，台灣放棄了矽谷與軟體業
反過來從台灣的角度出發，台灣的軟體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從產業脈絡來看：
首先，中國吸引了大量全球人才與資金。 特別在2008年實施股票分紅費用化制度之前，台灣科技製造業透過薪資與股票分紅的優勢，對工程師有強大吸引力。然而，隨著中國市場的崛起，其生產與消費市場紅利使得大量資金與人才轉向中國，進一步削弱了台灣的競爭力。
其次是，硬體業過度吸納人才。 台灣的半導體與創投的人才與制度，早年也是從矽谷引進。這兩個行業 需要的除了資本，最重要的就是有產業或創業經驗的人才 ，這一部分在台灣的半導體及電子業有明顯的正向循環，也形成所謂的交大幫或聯電幫。 但現在軟體業人才台灣的明顯斷層，其實也就是電子業與半導體吸收了過多的人力，又全面投入兩岸產業圈所導致。
拿我 理工類組高中同學們在畢業近30年後的發展來看，7成以上都在台灣的電子業相關上下游，或者是外商科技公司任職 。可以說，台灣理工人才分布的現象，即是結果也是原因。
美國能，為什麼台灣與中國不能？
台灣產業與矽谷漸行漸遠，並不能完全怪台灣的資本市場或人才培育系統，說到底還是華文地區的軟體規格與規模長期落後歐美所造成的。在中國的網路公司崛起之前，全世界的軟體的基本上都是由歐美國家所領導的。日本與韓國雖然有一定的市場規模， 但軟體的全球化能力還是要靠著大型跨國企業的運行以及消費市場規模才能支撐 。
中國軟體業直到微信與抖音出現之前，其實並沒有足以震撼歐美龍頭的軟體公司發生。百度與阿里巴巴即便是中國的搜尋引擎與電商龍頭，但也沒有威脅到Google與亞馬遜的地位。反而比較衝擊到零售業如沃爾瑪或各大消費品牌進入中國時的通路策略。
即便是台灣人才取得了中國的軟體和網路公司經驗，也難以轉化中國經驗、前往歐美在當地創業或投資。若只是外商在台灣或整個亞太地區進行銷售或管理的人才，雖然可能熟悉國際軟體公司的經營結構，但未必有創業與策略投資的能力。
而台灣的軟體業，除了防毒軟體與影像編輯等工具類型有跨足海外市場，其他的龍頭都是以本地企業市場的系統整合或硬體加值服務為主，硬體範圍則不限消費性電子，也包括工業設備或生產機具的軟體等。
這一類的軟體開發能力以及銷售經驗，基本上非常的在地化。別說到美國或歐洲，可能連中國市場都不一定享有優勢。這也就是美國軟體公司的天然優勢，因為全世界用英文做生意的國家、用美國企業服務與商品的市場，最為廣泛。 美國人與企業不僅在國內用得到美國軟體，到了海外，一樣繼續使用，甚至要求客戶、供應商、協力夥伴都使用美國的企業軟體。
台灣與矽谷的互補分工，就是軟硬整合
台灣雖然沒有如德國、日本的機器人龍頭企業，但在工業電腦與生產設備上已經是全球最重要的供應鏈之一。除了半導體產業所提供的設計、製造與封測能力，在電子產品、感測元件、數位裝置與生產設備上，離網或弱聯網的單機版人工智慧，或者由人工智慧驅動的機械人，遲早都會如同個人電腦與手機一般地流行。
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就不難理解，台灣雖然軟體業規模不大、人才與資金不如矽谷，但因為長期與美國科技公司的分工，以及 長期作為硬體加值服務的台灣資訊業者，其實原本就有很強的軟硬整合能力。
有機會也就會有挑戰。 台灣最缺乏的不是工程師跟創業者，而是長期參與國際市場的企業與投資人。 尤其從中美貿易戰開打、疫情造成的供應鏈重整，美國全力對抗中國已成為重大原則，並通過許多法案來阻擋中國企業與資金進入美國。
希望從此之後，我們不會再需要因為軟體與硬體業而爭論。當蘋果、微軟、谷歌與亞馬遜都橫跨軟硬體、Meta 即將推出最新的智慧眼鏡並專注於開源 AI 的此刻，台灣的優勢與機會十分明顯，而挑戰也將逐步克服。
本文授權轉載自IC的沙龍，此為精簡版，完整全文請看：《矽谷傳真 - 軟硬整合對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