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外電與多項研究，台灣減碳政策下的核心問題似乎出自電力系統：一個高度依賴化石燃料進口的島嶼電網。具體來說，要在滿足快速產業用電成長之際，兼顧民生價格的穩定，已成為隱身在企業追求減碳績效背後的 「電力陰影」（electricity shadow） 。
此陰影下，許多企業的減碳實績被掩蓋了。也就是在電力結構明確轉型前，整體產業部門的的碳排表現仍會高於單看廠域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所呈現的指標。那麼國際間怎麼看我們的電力陰影？
一、能源安全疑慮限制了減碳進程： 台灣高度仰賴液化天然氣（LNG）進口，並規畫將2025年約11天安全存量升為2027年的14天。但供氣中斷的敏感國安疑慮，已影響推動以氣代煤、備載能源等規畫。
二、電價與台電財務狀況是轉型的隱形剎車: 為兼顧民生與出口競爭力，政府維持2025上半年電價凍漲、台電累積了巨額虧損。政治壓力下，隨電網資本支出與採購清潔電力的難度增高，也遲滯了產業降低範疇二碳排係數的速度。
三、離岸風電似乎欠缺穩定的法政支撐： 以先前沃旭（Ørsted）就彰化風場與台積電簽署長約為例，雖已預期在2025年底前商轉，但第3階段的政策調整卻導致投資人觀望。
四、碳定價制度啟動，仍被認為低於國際： 每噸新台幣300元的碳費自2025年1月1日生效，這是攸關減碳績效的重要制度，但相比歐盟2026年起每噸約70歐元（新台幣2,480元），台灣定價顯然偏低。
五、台灣目前的溫室氣體清冊呈「分屏」效應： 官方數據顯示，2022年淨排放為264.13百萬噸 CO2e（較2005年減1.77％）。雖說企業廠內的燃料與製程改善確實有助減碳，但企業的電網間接排放部分，則因電力碳排係數居高不下而受影響，且會同時反映在電力結構與用電成長上。
綜上，若以產業廠房為範圍，製造業的直接燃燒與製程排放與2005年相比已有所下降；大型企業也持續擴大採購再生能源；但範疇二（企業從電力供應商購買的能源）仍影響了多數企業的整體碳足跡，這或許正是整體企業減碳績效僅維持「尚可」未達「良好」的原因。
所以，電力應是影響企業工廠減碳表現的瓶頸，因此積極追求電力脫碳成為必要。若台灣希望能協助企業落實下一階段（2035年）的減碳企圖，以下3個電力脫碳的作為是關鍵：
首先是大幅強化再生能源的電力配比。 早在2016年蔡政府任內已提出2025年20％的目標，不過至2024年的占比僅11.6％。未來有待努力方向包括：強化綠色融資的擘畫、靈活再生能源的調度空間，以及在電表上嵌入讓人民及使用者有感的視覺化設計來爭取社會認同。
其次是讓價格與財政支出能反映在可供查驗證的量化再生能源工程績效上。 例如，在維持初步新台幣300元的碳費基礎上，把基金導向以成果為基礎（result based）的支出或利息補貼，並以經第三方驗證的減量實績為撥付條件，包括節能、製程電氣化、甲烷減量等。
此外，應完善能支持轉型所需的電價路徑。在照顧弱勢及民生需求的同時，嘗試規畫出可預測的多年期電價路徑，讓台電資產負債表恢復應有的常態，用以支持優化電網所資本支出。
其三是積極降低能源安全的脆弱性，讓氣候政策能順利推動。 其中最重要的是配合電力配比的50％天然氣規畫，例如從11天升至14天的安全存量、加速LNG雙燃料能量的推廣、需量反應的布建、關鍵負載微電網於科學園區的應用等。
且風電規範的精進與穩定，包括合理化第3期及之後的招商條件，以透明的就業和技能評分表取代硬性的門檻條件。畢竟對投資人而言，必然擔心供應中斷或規範變動會讓市場風險溢價大幅攀升。
5指標，透視產業部門減碳成效
在我們推動上述的電力脫碳作為後，便可自下列的重點指標來觀察產業部門的實際減碳績效：
第一點是科學園區範疇二平均碳排係數的降幅，這可建立在新PPA搭配儲能及併網的成果上。例如彰化離岸風電與晶圓廠負載的進一步連結。
其次為財務支出與工程績效的連動程度，也就是重視公共支出或政策性融資，與經稽核的再生能源供給及減碳成效的直接連結部分，而非只看資本投入的關鍵績效指標（KPI）。
第三是電網容量與經濟成長需求間的聯繫，包括定期公布工業節點併網里程碑、縮短排程時間、尖峰時段的備載安全邊際需求的可驗證程度等。
第四是能源儲存安全緩衝期的強化程度。如前述14天LNG安全存量與充足的需量反應容量之進展，與可供驗證的紀錄。
最後是強化政策的可信賴度，當前重點在於穩定離岸風電招標進程與具融資效能的售電條款，並明文確認不會以強制性的在地化條件來制約開發商。
透過以上查核指標，我們將能真正呈現企業的實際減碳績效。電力系統的優化會是台灣2030年願景的主要限制因素，跨越過去，台灣產業的實質減碳成效才能很快地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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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蘇柔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