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主持人Ellen的手機前鏡頭集結群星，打造出史上最知名的自拍照之一。
「這是自我展演，你一方面了解自己，同時也變得脆弱。」──英國數位傳播學者瑪麗安．哈迪（Mariann Hardey）
想像一百年後人類的博物館裡，肯定會收藏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前後，一種普遍出現在全球各地的身體姿態──伸長手、把手機舉高至眼睛上方約莫四十五度角處，根據光源進行微調，然後擺弄某種制式表情與姿態。如果是女生，會睜大眼睛、揚起眉毛、歪頭微笑、噘嘴或抿唇；換作是男生，則故作陽剛冷酷、或展現紳士溫柔。待一切就緒，單手按下快門。
這系列動作尚未結束，還須立刻端詳螢幕，檢視照片（用手指放大細節、來回琢磨）。接著打開濾鏡與修圖軟體，對面容、身形與膚色進行各種加工，直到滿意之後，即時上傳社群網路，同時打卡註記、加上hashtag，這才告一段落（但若有人按讚回應，那可能又是另一組連續強迫行為的開始）。
未來博物館的收藏解說，會寫著這叫「自拍」（selfie），在2013年正式被納入牛津大詞典。2018年的《Wired》雜誌則說：「自拍是透過網路、把我們和不同物理時空連結起來的一種方式。」
用自戀連結世界
若想進一步回顧人類自拍的歷史，其實更早仍要溯及照相機發明的十九世紀中期。當時巴黎街頭已有攝影師架起笨重相機，來來回回調整後慎重對著自己拍下珍貴照片。就像當時畫家不再只是描繪神聖的上帝形象，反倒開始提筆描繪自身真切的肖像。這是文明現代化進程中，個人主義嘗試高舉旗幟的革命性時刻。
自拍於是展現了它激進的意義原型，似乎是頗為正面，關乎一個現代人，渴望從僵固的既定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自我實現的進化慾望。
如此前進至另一個「自拍前史」的運動高點──1970年代中期，當時連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Andy Warhol）都開始實驗性地以自拍來創作。這相當程度要歸功於科技物件發明的突飛猛進，日益滿足自拍的硬體需求。
比1979年SONY發表個人隨身聽（Walkman）更早──視覺帶動「新自我」主張的速度，總是比聽覺和其他感官來得快且劇烈，1972年寶麗萊（Polaroid）推出SX-70隨身相機，能即時成像、自動吐片，超過六百萬台的全球銷量締造了歷史。《Life》雜誌因此以「魔法相機」（Magic Camera）來稱呼它。
「魔法相機」的概念持續發酵。來到21世紀，在數位相機、智慧型手機（尤其是備有前置鏡頭的iPhone4）接連問世，以及社群網路（尤其是Instagram與Facebook）的加乘效果後，終於造就「自拍時代」的全面降臨。如今自拍早已不是一時風行的流行現象，更透過細緻的身體內化，習慣性地融入年輕世代的日常生活中。
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知名的科技與心理學家雪莉．透克（Sherry Turkle），於巨著《在一起孤獨》（Alone Together）中，便指出人們在「永不下線」的新時代，擁有一種「拴上連結的自我」（a tethered self）。這裡頭存有一個深刻的弔詭性──個人主義「培育自我的文化，引誘自我以自戀的方式與世界建立關係」。
根據統計，在2010年iPhone4誕生前，英美青少年上傳至網路的所有照片中，已有近八成是自拍。而在接下來短短兩三年，也就是連嚴肅拘謹的牛津詞典都正式收錄「selfie」的同時，上述比例數字更是急速飆高超過九成。
也就是說，自拍逐漸變得無須刻意為之了，大家也早已見怪不怪。好比吃飯拿起餐具根本就反射行為，如今自拍便是種「自然」拍攝，一種自戀作態與積極社交的行為混合體，彷彿成了應對百無聊賴疏離生活的必要「小確幸」。
(圖說)安迪沃荷1970年代時就習慣隨身攜帶拍立得，也因而創造一些充滿實驗意味的自拍肖像。
諷刺美麗強迫症
於此同時，從人氣「網美」到爆棚「網紅」，從基本自拍到進階自拍──使用各種輔具，包括簡易自拍棒甚或高階空拍機，自拍文化既與社群網路緊密連動，自拍技巧與藝術般的創意構圖的持續翻新，當然就和人氣指數的不斷飆高，互為因果。
比如在空拍機開始量產進入大眾消費市場之前，澳洲旅遊局便曾推出「史上最強五十億畫素自拍服務：GIGA Selfie」。讓觀光客可以在特定景點，透過手機下載App進行人體定位，然後從遠端遙控超高解析度相機完成自拍，再自動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照片給你。由此自拍出的相片就不只拍到自身，還能連同人物周遭廣袤壯觀的景色都一併攝入。
所謂的自拍商機，至此風起雲湧而來。首先是美容產業、彩妝和運動品牌，林林總總涉及「為呈現更美好自拍樣貌而生」的身體塑型消費，在2010年代中期屢創市場佳績。其次是推陳出新的拍照、修圖與濾鏡APP，不僅展現分眾化、劇場化的各式生活風格，也模糊甚至重塑了真實vs.虛擬或想像身體的界線。 英國藝術家賽門．佛克索（Simon Foxall）曾如此一語道破：「自拍讓真實自我以及幻想自我的界線變得模糊，從此人就在這兩種自我之間劇烈擺盪。」
由此，臨床精神病學所謂的「醜形恐懼」或「美麗強迫症」（Body Dysmorphic Disorder），在自拍文化的推波助瀾下，似乎變本加厲了。近期的美國醫學研究期刊，已證明這個諷刺趨向。相機濾鏡與修圖軟體帶來了多少美化的愉悅，其實也就意味著，催促出多少醜感的焦慮。
以前人們會拿著明星的照片去請求整形（至少還清楚意識到那只是種完美的想像參考），如今卻反倒指著手機裡經過修圖的自拍，要醫生為他們量身客製──「這就是我，應該擁有這個樣子的我」。
自我迷戀和自我恐懼，從此更加一體兩面、相生相剋，竟成了自拍時代人們最矛盾卻又無法自拔的沉醉心態。
自拍賦權的可能
愈來愈常見的「自拍成癮（或強迫）」（selfitis）、搭配著相關的另一種焦慮意識──「手機不在恐懼症」（Nomophobia），不僅改變人們的身體意識與自我感覺，也廣泛影響生活場景的氛圍和品質。
一方面，各種第三空間（意指居住與工作空間以外的休閒或學習性公共空間）因為自拍打卡而變得更加「視覺中心導向」。比如一家老餐廳即便食物美味，現若不能在自拍需求上給予裝潢設計的跟進滿足，它就可能無法維繫人氣。同理，一家安靜書店為了吸引顧客，也不得不讓自拍客任性入內，恣意嘈雜地攫取影像。
另方面，可能更令人擔心的，則關乎隱私與人權議題。許多商業公司和社群媒體，會利用各類手法鼓勵民眾自拍上傳，藉以「釣魚」收集個資及其消費數據。而國家機器，從民主美國到極權中國，也或暗或明地藉由自拍辨識系統，鉅細靡遺在終端螢幕彼端，操演著歐威爾小說《1984》裡「老大哥一直看著你」的監控。
不過話說回來，廣泛的自拍文化始終仍保有賦權（empowerment）的一些可能。尤其是對弱勢女性、有色人種、同志社群、移民移工、流離難民而言，自拍既有助於身處邊緣的個體，想像並重建自信形象，也能據此連結他們彼此，拉近被主流論述權力分化的距離感。在藝術評論家艾麗西亞．埃勒（Alicia Eler）所著《自拍世代》（The Selfie Generation）一書中，便舉出很多實例說明：透過分享自拍所形成的數位新社群，如何協助底層同伴開展新的社運動員、突破既定物理性與心理性的疆界限制。
更遑論，近年有愈來愈多藝術家，不約而同都以自拍作為主題或形式，既是對自拍這個當代人類重要行為的直接引用、也是一種「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自拍vs.反自拍對話辨證。這些創作努力，都有助於突破看待自拍文化的狹隘二元對立觀點。
畢竟，每一位自拍者，日夜擺盪在自信與自憐的衝突動態中。而關於自拍美妙或脆弱的詮釋，一百年後的人類博物館，這才剛開始收集各種矛盾的經驗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