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小美人魚到法櫃奇兵...迪士尼不講、好萊塢沒說,經典電影如何影響我們?
牛仔、小美人魚到法櫃奇兵...迪士尼不講、好萊塢沒說,經典電影如何影響我們?

我們都知道,電影遠不只是娛樂,在它的表面之下還藏著意識型態,對於「形塑我們看世界的方式」發揮著巨大作用。它們大部分可能看起來是無關政治的,但在表面背後,藏著你應該過某種生活的暗示。

性別意識、種族歧視一直以來都是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2020年以來,又因為南韓的N號房,世衛(WHO)秘書長譚德賽(Tedros Adhanom)以及佛洛伊德之死(Death of George Floyd)等事件吵得沸沸揚揚。

為什麼這些問題總是懸而未決、不斷地重複出現在社會上呢?《看懂好電影的快樂指南》告訴我們,正是因為「意識形態」無處不在,甚至連我們熱愛享受的電影,其實也若有似無或明目張膽地「置入」某種特定思想。

不論是核心家庭、異性戀、民主或父權制,主流電影中這些價值都被呈現為 占支配地位 的意識型態,就好像它是「對生活的一種真誠而自然的表現」,而非硬加在社會之上的一套體系。

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
只要能控制美國電影這個媒體,我不再需要其他東西就能將整個世界轉變為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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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看懂好電影的快樂指南》/原點出版

讓男人「安心」的浪漫,充斥著性別與種族歧視?

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西部片是好萊塢極為興盛的類型,令觀眾著迷的,是影像裡的白人男性拓荒者為保護家園和家人,而與野蠻的印第安人、不法之徒以及惡劣環境進行抗爭。

政治理論家史蒂芬‧梅克薩(Stephen Mexal)指出,西部片為當代觀眾提供了一個神話化的美國歷史,讓他們更能理解美國在冷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

Gunfight at the O.K. Corral
利用正直的男性英雄,好萊塢西部片提供了一幅反動的美國圖景:一片由白人而建、也為白人而建的土地,一場將當下的不平等與歧視正當化的神話。
圖/ IMDB

同時,隨著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與女性主義興起,西部片則在這個「男性權勢衰敗」的時代裡,提供了令人安心的父權社會景象

在雷根當政期間,好萊塢電影充斥著反映政治形勢的故事,「圍繞在反女性主義、暗中的種族歧視、階級特權、保守宗教、傳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1980與1990年代早期的電影則被肌肉猛男主導,他們極為暴力地將法律握在自己手中,以保護美國利益,並強化保守的家庭觀念。

同時,像《致命的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 1987)和《第六感追緝令》(Basic Instinct, 1992)等片,利用性解放的、殘忍的職業女性角色,將女性獨立與不負責任、甚至是精神錯亂劃上等號

第六感追緝令  莎朗.史東 sharon stone
1992年上映的《第六感追緝令》從男性無法抗拒女性「性感」的視角,將人類的本能與性與暴力緊緊扣住,在當今強調女性強悍勇敢的主流電影價值裡相當罕見。圖為莎朗.史東飾演的兇殺嫌疑犯在偵訊室翹腳的經典畫面。
圖/ IMDB

多年來平權之路已取得大幅進展,而這些保守影像仍在重新提倡性別角色與發揚傳統家庭觀念,將主流娛樂當成自己的意識型態藍圖(ideological blueprint)。

為了結婚拋棄自己,迪士尼不會告訴你的意識型態

即使是最無傷大雅的闔家歡電影,也有著重要的意識型態作用。迪士尼的動畫電影被全世界的大人與小孩喜愛,這些電影在塑造年輕人的世界觀方面有著重要影響。

從《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1937)到《美女
從《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1937)到《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 1991),迪士尼將它的女性角色刻畫成需要拯救的少女,對她們來說婚姻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圖/ IMDB

如蘇珊‧懷特(Susan White)所說,《小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 1989)中愛麗兒被展現得「跟一個養成中的快樂家庭主婦差不多」,而她對艾瑞克王子的愛情渴求,必須付出「無言的」代價。為了嫁給艾瑞克王子,愛麗兒必須放棄她的家、她的朋友、她的家庭,此外,或許還有最重要的:她天生的美人魚形態。

就像懷特所說,在這個「對女性魅力的期待,比以往更強調以削切肉體的方式達到完美體態」的時代裡,這是一幅令人擔憂的畫面。

在迪士尼電影中,種族歧視也佔據著重要位置。從《小飛象》(The Dumbo, 1941)裡非裔美國人風格的烏鴉,到《阿拉丁》(Aladdin, 1992)裡的阿拉伯人,迪士尼電影經常繪以露骨且負面的種族刻板印象建立他們的角色。

圖/《看懂好電影的快樂指南》
圖/ 《看懂好電影的快樂指南》,原點出版

上圖的的烏鴉,其中一個名字就真的叫作「吉姆‧克勞」(Jim Crow,crow 即烏鴉之意),在種族隔離時期的美國,這是一個被廣泛認為是代表黑人的種族主義詞語,將黑人與白人隔離開來的法案就以這個名字命名(譯註:即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也稱黑人法,是1876年至1965年期間,美國南部各州以及邊境各州對有色人種 [主要針對非洲裔美國人,但也包含其他族群] 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

不論有意與否,在這些種族刻板印象與保守性別角色裡,迪士尼電影促使年輕人建立起種種期待,很多孩子甚至在學齡前,就被灌種族、性、性別等意識型態價值觀。

英雄對立面,主流文化對非我族群的焦慮

電影英雄們代表並符合主流意識型態,反派們則經常反映出主流價值對邊緣族群的焦慮。

從殘忍的同性戀、好色的黑人,到瘋狂的職業婦女、野蠻的美洲原住民,主流電影反覆將邊緣族群描繪成是對社會與現狀的一種威脅。這是最簡單的社會控制,一種具象化的暴力形式,它告誡邊緣族群,他們因為不順從而應受懲罰;並告訴主流族群應該去恨誰。

對文化批評家傑克‧沙欣(Jack Shaheen)來說,很少有族群像阿拉伯人那樣被肆意貶低,他們常常被描繪成「野蠻的、殘忍的、未開化的宗教狂熱分子和貪財的文化『他者』,執著於恐嚇文明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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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看懂好電影的快樂指南》/原點出版

主流電影裡,從《法櫃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1981)這樣的動作大片,到《阿拉丁》這樣人人喜愛的動畫片,阿拉伯人長期以來都是方便的僵化反派,這是一種想像上的異域文化,其可見的差異使他們輕易成為被污蔑的標靶。

文化批評家傑克‧沙欣(Jack Shaheen)
具有破壞性的描繪變得如此流行,以至於觀看這類刻板印象影視作品的觀眾,會逐漸認為作品裡的阿拉伯人就是現實生活裡的阿拉伯人。

藉由《魔鬼大帝:真實謊言》這類電影,好萊塢極大地扭曲了美國人對阿拉伯人的觀感,或許在這過程中,也讓美軍捲入的中東戰爭正當化。

SKYFALL
同性戀謀殺犯的隱喻是電影史上的重要元素,甚至到了今天,這種隱喻的形式仍然《007:空降危機》(Skyfall, 2012)中的洛烏‧西法身上找到。
圖/ Sony Pictures 索尼影業

電影的力量是無可否認的,儘管不會直接導致暴力、性別歧視、伊斯蘭恐懼症、種族屠殺,但也確實在塑造我們的世界觀。

就像馬修‧阿爾佛德(Matthew Alford)所說:「不是所有人在離開戲院後就會馬上從軍或去搶劫外國人。但積累在人們身上的影響確實是顯著的──而且自電影誕生初期,既有的權力系統就已如此假設了。」

當核心家庭、異性戀情侶、以暴力解決問題等畫面在銀幕上被千萬次地強調,電影在我們面前就攤開了一幅為我們打造「正常」生活方式的藍圖。不過這幅藍圖並非固定的,而主流電影呈現給我們的畫面也是多面的、矛盾的,且永遠在變化。

因此,電影的力量不只是教導我們去遵從,而是讓我們去探索不同的世界觀,為我們傳播思想,並挑戰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規範。

本文授權轉載、摘錄自《看懂好電影的快樂指南》,原點出版。

責任編輯:張庭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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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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