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會不必開、有些班不用加!疫情結束之後,你還要回公司上班嗎?
有些會不必開、有些班不用加!疫情結束之後,你還要回公司上班嗎?

疫情之下,無數人開啟了「在家辦公」模式。社畜們不用再像沙丁魚一樣擠上地鐵、捷運,甚至實現了「躺著把錢賺了」的夢想,但不少人已經開始懷念回公司上班的日子。

雖然在家辦公省下了通勤時間,換來的並不是更多的摸魚時間。很快人們發現在家辦公不過是從一群人的996,變成了一個人的007。

(編按:996,即從早上9點做到晚上9點,每週工作6天,被稱作「996」的工作模式,逐漸在中國科技業成為普遍現象。)

延伸閱讀:中國工程師抗議「996」高工時,馬雲:我們不缺8小時上班很舒服的人

同樣有意外發現的還有老闆們,經過兩週的遠程辦公後,他們發現 很多會沒必要開,很多班不必要加 ,「再不復工,公司就要發現沒有我們也能正常運轉了。」也不完全是一句玩笑。

在家辦公讓很多職場人士崩潰,也讓很多公司管理層發現發現遠程辦公也不影響專案推進,還有很多傳統行業瞬間轉型成了「網路企業」。

在家辦公看起來只是疫情中的權宜之計,然而在國外,遠程辦公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潮流。

在美國超過八成的公司引入了遠程辦公制度,超過3,000萬人在遠程辦公,佔總工作人口的16%至19%,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延伸閱讀:疫情蔓延,協作工具需求暴增!視訊軟體Zoom下載量成長90%

疫情之後,還有必要回公司上班嗎?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工業革命之前,人們其實就是在家辦公

直到疫情到來之前,很多人對於遠程辦公其實還是很陌生。無論是逼仄的格子間,還是Google式的開放式辦公室,在辦公室裡度過大半輩子彷彿才是社畜們的共同宿命。

然而一開始辦公室並不是今天的樣子,在工業革命之前,很多農民、商人都是在家工作。辦公室(office)的說法也還不流行,更沒有「白領」這個稱謂,只有在帳房中工作的辦事員。

在19世紀,很多公司只有幾個人,所謂的辦公室也就是家庭式的小作坊,辦公員和老闆的距離十分「親密」,用著名辦公室空間史學家哈里·布雷弗曼的話來講,那時的辦事員是「助理經理,是隨從,是密友,是管理實習生,還是潛在的女婿人選」。

義大利佛羅倫斯的烏非茲美術館(The Uffizi Gallery),1581年建成後曾作為美第奇家族的帳房,還曾別用於政府辦公,因此被認為是歷史上最早的辦公大樓之一。

可現代意義的辦公室在工業革命到來之後才真正興起,市場經濟的繁榮滋生了大量的文書工作,辦事員的數量迅速成長,原來的家庭式辦公室無法滿足需求,才誕生了類似辦公室的場所。

延伸閱讀:辦公室變開放式,同事互動卻降六成?淺談辦公室發展史

辦公室的興起與當時日新月異的科技革新是分不開的。鋼鐵框架讓液壓電梯讓建築越建越高,打字機、電話、口述錄音機等裝置的出現逐漸構成了辦公室的核心,也增加了辦事員的工作量,辛克萊·劉易斯在小說《職業》中這樣描寫當時辦公室生活:

這些節省勞力的裝置不給任何人節省勞力,除了老闆。

隨著辦公室空間改變的還有辦公制度,20世紀初,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Taylor)的「泰勒主義」理念大行其道,泰勒把辦公室當作流水線工廠一樣管理,將辦公室設計成沒有柱子阻擋的開闊空間,讓管理者可以在高處的玻璃辦公室「集中監視」每一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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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愛范兒

這便是最早的「開放式辦公室」,據悉這種辦公室的設計的靈感來源於英國哲學家傑里米·邊沁提出的「圓形監獄」構想,這種監獄由一個中央塔樓和四周環形的囚室組成,監視者不露面便能觀察囚犯的一舉一動,而囚犯則無法得知自己是否被監視。

二戰之後,「泰勒主義」逐漸在辦公環境中退場,取而代之的格子間。1968年美國設計師羅伯特·普羅普斯特(Robert Propst)設計了一套組裝辦公桌以及能從桌面上展開的隔斷,拉開了格子間辦公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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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玩樂時間

正如開放式辦公室的出現和「民主」、「開放」的理念截然相反,後來被視為束縛創造力的格子間,最早卻因為給予了員工更多個人空間而廣受歡迎。

有意思的是,在個人電腦和網路出現之後,人們又開始追逐離開辦公室的辦公方式。1973年,NASA工程師傑克·尼爾斯(Jack Nilles)正式提出了「遠程辦公」(Telecommuting)的概念,Telecommuting是telecom(電訊)和commuting(通勤)的合成詞,當中的含義不言而喻。

之後二十多年間,不少科技公司開始加入遠程辦公的行列,當中不乏IBM這樣的大公司。但在網路大潮之中,以Google為代表的開放式辦公室才是主流,矽谷文化也隨著這種開放式辦公室在全球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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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愛范兒

而過去20年間,便利的行動裝置和以及無處不在的高速WiFi,以及一系列針對遠程辦公的協作軟體,遠程辦公的效率大大提升。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不少公司正是通過遠程辦公縮減成本活了下去。

即便不是以遠程辦公為主的大公司,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也難免會有遠程辦公的需求。對於上班族來說,成為脫離「朝九晚五」上班制的「數位遊民」(Digital Nomad)也成為一種新潮的生活方式。

從最開始的家庭式辦公、被嚴格監視的辦公室,到幾平公尺格子間和網路公司的開放式辦公室,再到近年來興起的遠程辦公,人類的辦公方式似乎經過了一個輪迴,又回到了最初的樣子。正如smalltechnews的一篇文章所說的:

工業革命將人們趕到辦公室,而數位革命又將他們趕回家去。

全員遠程辦公的獨角獸公司,是怎麼做到的?

雖然在經過短短兩三週的遠程辦公之後,很多白領已經開始崩潰。然而在國外有一家公司,過去8年一直全員遠程辦公,非但沒有影響工作效率,而且去年9月募資後估值後已經達到27.5億美元(約新台幣835億元)。

這家公司便是Gitlab,一個與GitHub類似的軟體原始碼託管平台。但Gitlab最大的不同在於,公司中的1,196名員工遍布全球65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員工全部都在線上辦公。

Gitlab的共同創辦人之一德米特里·扎波羅熱茨(Dmitriy Zaporozhets)在2011年只是烏克蘭一家諮詢公司的工程師,因為公司認為購買程式碼託管平台的服務太貴,德米特里·扎波羅熱茨(Dmitriy Zaporozhets)決定自己開發了Gitlab。

第二年來自荷蘭的西德·西布蘭迪(Sid Sijbrandij)看到了Gitlab,決定這個產品有意思,就給德米特里·扎波羅熱茨(Dmitriy Zaporozhets)發了一封郵件,兩人一拍即合,決定圍繞Gitlab創辦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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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扎波羅熱茨(Dmitriy Zaporozhets)(左)和西德·西布蘭迪(Sid Sijbrandij)
圖/ 愛范兒

不過他們很快發現了一個問題,西德·西布蘭迪(Sid Sijbrandij)和德米特里·扎波羅熱茨(Dmitriy Zaporozhets)身處烏克蘭和荷蘭,公司招募的第一個員工則是來自塞爾維亞,各自相隔幾千里,去哪個國家似乎都不太方便,索性大家都在家裡辦公吧。

當公司只有幾個人時,遠程辦公似乎沒什麼問題。但發展到1,000多人後,仍然能通過遠程辦公有條不紊地運行,才是Gitlab最令人驚訝的地方,這是怎麼做到的?

秘密其實都寫在了Gitlab在其官網上開源的3,000多頁員工手冊裡,裡面對協作工具、溝通準則、員工福利等所有事務都給出清晰指引,比如在線上文字溝通三次還沒能決定問題,就要通過視訊通話來溝通,並且還在不斷更新。

此外Gitlab為了增進這些「素未謀面」的員工間的感情,也十分重視「非正式交流」(Informal communication)。

在Gitlab每天的視訊會議中,每次電話會議之後都會有10-15分鐘讓員工談論與工作無關的視訊,下午有1.5小時的「虛擬咖啡時間」,算是線上的下午茶時光,每週或每月還有線上的「團建」。

遠程辦公
圖/ 愛范兒

inc在一篇文章中指出,Gitlab這種遠程辦公模式最大的優勢不只是省下了辦公室的租金,而在於擴大了人才庫的範圍,不用再說服優秀員工從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個地方工作,可以吸納更多優秀的員工,Gitlab一個季度就能收到13,000多份簡歷。

2017年Gitlab一名員工曾誤刪了300 GB的數據庫,Gitlab就在YouTube上直播了8小時的數據恢復過程,反而獲得網友們的點讚。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開放的辦公方式和文化,在GitHub 2018年以75億元賣身微軟後,不少反對的工程師轉投Gitlab ,20萬個程式碼專案湧向Gitlab, Gitlab的訂單瞬間增加了7倍。

Gitlab目前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遠程辦公公司,但卻不是第一家全員遠程辦公的公司。軟體公司Basecamp(原37signals)早在1999年就開始嘗試全員遠程辦公, Gitlab的「虛擬咖啡時間」或許正是參考了Basecamp的「虛擬茶水間」。

Basecamp CEO賈森·弗里德在《重來2》一書中指出,遠程辦公不僅是通過更低成本來提升業績,還能同時提升工作質量和員工的幸福感。

新時代的奢侈就是擺脫「日後再享受生活」的思維桎梏,現在就去做你熱愛的事,跟工作並行。

儘管如此,不可否認一些公司實行遠程辦公的初衷就是削減成本。房地產經紀公司eXp Realty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因為資金短缺將所有辦公室都搬到了線上,比較特別的是,他們採用的是利福尼亞公司VirBELA的虛擬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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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愛范兒

這種虛擬辦公室有點像《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的虛擬世界,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虛擬形象, eXp Realty的數千名代理商和房產經紀都在這裡開會和培訓。

如今eXp Realty已經在北美擁有超過14000名經紀人,並於2018年登陸納斯達克,市值超過10億美元(約新台幣303億元),但eXp Realty現在仍然沒有租用辦公室,而是將遠程辦公進行到底,乾脆還收購了VirBELA 。eXp Realty的首席技術官斯科特·彼得羅尼斯(Scott Petronis)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虛擬辦公室是我們重要的成長引擎。如果是採用實體辦公室,我們根本不可能實現這麼快速的成長。

遠程辦公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少研究都指出遠程辦公的產出效率會比到公司坐班要高,然而在現實中,兩者孰優孰劣一直未有定論。

既然遠程辦公這麼好,為什麼IBM、雅虎都讓員工重新回到辦公室?

2017年,以遠程辦公聞名的IBM宣布將員工召回辦公室,如果不接受就離職,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少爭論,員工們怨聲載道,認為這是變相裁員。

要知道在此之前,IBM在全球173個國家的38.6萬員工中,有40%都是遠程辦公,這為IBM共計節省了近580萬平方公尺的辦公空間,省下的成本約為20億美元(約新台幣60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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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愛范兒

早在1979年,IBM為了節省辦公室空間,就讓5名員工在家安裝了一套綠屏終端機,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家辦公了。

那為什麼到了遠程通訊和協作更為便捷的今天,IBM卻取消了遠程辦公?

按照IBM西部通訊主管史蒂夫·曼尼奇(Steve Mnich)的說法,遠程辦公模式已經無法跟上軟體開發和線上行銷的節奏,及時響應客戶需求。

我們希望能把一些小型的、有自主權的靈活小組放在一起,我們也在努力投資新的基礎設施、工具和一些更現代的工作空間。

既然遠程協作工具已經能實現遠距離的實時溝通,那是什麼讓IBM的員工的響應速度呢?《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一篇文章指出,這些技術本身沒有問題,可前提要人們主動去使用它。

1977年,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托馬斯·艾倫(Thomas J. Allen)的一項研究發現,辦工桌之間的位置越遠,員工交流的可能性就越小,當距離達到20公尺時,交流的可能性接近於零,這種現像被稱為「艾倫曲線」(Allen Curve)。

可不少人認為信息科技的發展會打破「艾倫曲線」,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根據麻省理工許願訪問學者班·瓦伯(Ben Waber)和IBM 一起做的調查發現,在同一辦公室內的員工遇到棘手問題時,雙方平均通訊數量為38條,而遠程辦公的數字則只有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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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愛范兒

除了IBM,雅虎在2013年也取消了在家辦公的政策。在雅虎內部的公開信中提到,「一些優秀的點子往往會在走廊、咖啡廳的閒聊、同客人的會談以及臨時的團隊會議中湧現出來。而在家辦公往往會帶來工作效率與質量的下降。」

這一決定同樣遭到了雅虎員工的強烈反對,但也有專家支持雅虎的決定,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管理專業教授約翰·沙利文(John Sulliva)指出,研究顯示在家工作的員工有著大得多的生產力,但創新能力卻較低。

如果需要創新,就要互動。如果需要生產力,就讓員工在家工作。

未來辦公室會消失嗎?

雖然不同公司對遠程辦公的態度不盡相同,但這並不影響越來越多上班族擁抱遠程辦公。

數據顯示自2005年以來,美國非自由職業者中經常在家工作的人數成長了173%,2018年已經有3.4%的勞動人口,約470萬人至少有一半時間在家辦公,而在美國有16%的公司在實施全員遠程辦公

而視訊會議公司Owl Labs去年發布的《2019年遠程工作狀況報告》顯示,有30%的人在從事全職的遠程辦公工作,有有42%有過遠程工作經歷的人計劃在未來5年內更頻繁地進行遠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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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愛范兒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全職遠程辦公者的滿意度比到公司上半年的人高出22%,83%的受訪者認為遠程辦公能讓他們更快樂,遠程辦公者在5 年內的離職率也更低。

凱文·凱利也在一次採訪中也表示,遠程辦公會越來越普遍。他認為理想的模式是,一周中有四天在家遠程工作, 有一天或半天去辦公場所與同事們一起工作。

遠程辦公未來會不會像曾經的格子間和開放式辦公室一樣,成為主流的辦公方式。只能說科技基本掃清了遠程辦公的障礙,但這還不足以讓遠程辦公成為主流,正如「遠程辦公之父」傑克·尼爾斯(Jack Nilles)所說的:

我很早就意識到,科技並不是接受遠程辦公的限制因素。組織和管理的文化變革對遠程辦公的接受率更重要。今天仍然如此,遠程辦公的應用遠沒有發揮出它的潛力。

雖然遠程辦公正在興起,但目前生產實物產品的傳統企業還難以大規模應用。即便是網路公司,僅僅通過遠程辦公來溝通涉及多方的複雜需求,以及構建企業文化,也是不小的挑戰。

在《隔間:辦公室進化史》一書中,尼基爾‧薩瓦爾認為,辦公者願意拋棄辦公桌和辦公室這些象徵身份地位的東西,在暗示著定義了幾代白領人的職業路徑已走向尾聲,而另一種新的工作模式,儘管還未完全成形,已將其取代。

未來辦公室是否會消失?沒人能預測,但電影《辦公空間》裡的一句台詞應該說出了很多社畜的心聲:

人被生下來,並不是為了待在狹小的隔間內,對著電腦螢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

責任編輯:林芳如

本文授權轉載自:愛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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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用 AI,訊息更分散?普羅品牌顧問「Process 2.0」助企業建品牌 AI 助理、精準溝通驅動成長
人人用 AI,訊息更分散?普羅品牌顧問「Process 2.0」助企業建品牌 AI 助理、精準溝通驅動成長

自 2022 年底 ChatGPT 引爆生成式 AI 浪潮以來,企業競相導入 AI 加速內容產出,效率看似提升,品牌訊息破碎化與品質失控的風險卻也隨之浮現。行銷、客服、業務各自運用 AI 工具產出文案,語氣與規範逐漸失去統一標準,消費者接收到的品牌形象因此愈趨模糊。

「一旦 AI 成為人人可及的工具,它本身幾乎不再是差異化的因素。真正的差異,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企業如何運用它。」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創辦人 Martin Kessler 指出,長期來看,勝出的不會是使用最強大 AI 的企業,而是那些將品牌定位得足夠清晰、即使在技術趨於同質化的情況下依然與眾不同的企業。「AI 正成為常態,但唯有強大的品牌,才具備真正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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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創辦人 Martin Kessler。
圖/ 數位時代

如何運用 AI 加快內容產出速度,並同時兼顧品牌信任所需要的一致水準,這是 1995 年創立於瑞士蘇黎世的普羅品牌顧問,近年積極思考的問題。為此,普羅提出「Process 2.0」服務,將顧問角色從建立品牌策略,延伸到協助企業建立可持續運作的品牌溝通系統。

「Process 2.0」服務:提升企業品牌溝通力

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台北分公司總經理洪翠霞觀察,品牌訊息之所以失焦,關鍵在於策略完成後,仍缺乏一套持續運作的溝通系統銜接執行。她將這種落差歸納為五種斷層:

首先,一旦策略完成後未能落實到日常工作,便形成策略斷層。同時,當品牌理解過度仰賴少數主管,一旦人員異動,傳承便隨之中斷,造成轉譯斷層。

在執行面上,各部門對外溝通的語氣逐漸分散不一致,也會有語氣斷層的問題;內容產出雖多,卻缺乏共同標準判斷是否符合品牌,則是驗證斷層。最後,所有品牌知識散落各處、未被系統化管理,導致治理斷層,也讓最初的策略價值難以發揮效果。

這五個斷層背後,指涉的是同一個關鍵。也就是品牌策略與實際執行之間,少了一套能夠持續運作的品牌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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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洪翠霞。
圖/ 數位時代

為此,普羅開發出「Process 2.0」解方,從三個階段解決落差。首先,從「Brand Strategy」出發,先釐清品牌的定位與價值主張;接著才是「Brand Communication System」,將策略轉化為跨部門可依循的語言規則;最後則是「AI Brand Communication」,把品牌知識整合進安全可控的 AI 工作環境,讓行銷、業務、客服、人資,乃至海外代理商,都能基於統一的品牌基準產出內容,並持續進行審核與知識更新。

「AI 內容產出速度已遠遠超過品牌治理速度,品牌基礎若模糊不清,AI 只會更快放大既有的問題。」洪翠霞強調,AI 時代讓斷層問題更加明顯,因此她也期待透過「Process 2.0」品牌專屬 AI 助理,延伸顧問影響力,幫助品牌長期把關、一同成長。

品牌力 + AI:打造品牌專屬 AI Agent

為實現「Process 2.0」,普羅攜手愛酷智能科技(AccuHit)將品牌策略、知識與 AI 技術整合,協助企業建立專屬品牌 AI 助理。

愛酷智能科技(AccuHit)執行長林庭箴指出,「Process 2.0」鎖定的是品牌再造:AI 除了應用在企業內部流程,還能如何用在品牌溝通面。他分析,當電商進入超微利的時代,零售產業正走向三個不可逆的趨勢,包括:到 2030 年,將有五成消費行為由 AI 協助完成,商品資料必須完整到能讓 AI 讀懂;其次是超個人化,信任愈稀缺,推薦卻必須愈貼近個人需求這件事將更挑戰;第三,則是預測型消費將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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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Hit 執行長 林庭箴。
圖/ 數位時代

尤其,在非零售場域,品牌溢價更為關鍵,因為品牌價值與品牌溝通內容不只要讓消費者理解,也要讓 AI 讀懂,才能持續發揮影響力。不過,當企業想要運用 AI 做行銷卻沒想像中容易。林庭箴強調,企業 AI 最大的挑戰,多半集中在機敏資料的存取與管理層面。

因此在「Process 2.0」的開發協作上,普羅負責定義場景,AccuHit 則提供技術與產品面支援,將品牌規範與知識納入 Gen AI 系統,讓所有輸出都能經過品質控管,如同 AI 版本的品牌指南,確保每一次輸出都建立在信任與安全之上。

目前品元實業、昇昇膠業等品牌已導入試用這項服務工具,無論是行銷內容撰寫、客服回覆、產品諮詢或內部教育訓練,皆能依據統一的品牌規範,輸出兼具效率與品質的內容。

Brand-to-Revenue:探索成長新引擎

根據台經院發布的《2026 台灣企業品牌力大調查》,過去五年(2021 至 2025 年)收集的 1,167 家企業數據顯示,台灣企業普遍呈現「內強外弱」的品牌結構。也就是品牌定位與內部管理已具基礎,但對外溝通與價值主張,如品牌好感度與互動性,卻相對薄弱,導致多數企業雖有高重複購買率,卻缺乏品牌溢價能力與市場認同。

對此,台灣品牌耀飛計畫小組副主任朱俐穎指出,「Process 2.0」的目標,是協助企業建構可落地的溝通能力,最終讓品牌策略實質驅動營收成長。

她以多年輔導近千家品牌企業的經驗為例,企業經過品牌輔導後,形象全面升級、設計語言更聚焦,市場識別度也隨之提升。她觀察,品牌塑造的成果平均在一至兩年後開始發酵,客戶能明顯感受到不同:「以往客戶只是單純買產品,但有了品牌之後,就多了願景與合作想像,能吸引其他企業一起創新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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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品牌耀飛計畫小組副主任 朱俐穎。
圖/ 數位時代

AI 的本質就像一面放大鏡:品牌定位清楚,AI 能加速轉譯、提升溝通效率;定位模糊甚至混亂,AI 也會同步放大這份混亂,後果難以收拾。品牌梳理是否到位,決定了 AI 是阻力還是助力。

為協助企業及早驗證成效,普羅已推出「60 天品牌成長試用計畫」,讓企業在正式導入「Process 2.0」前展開深度合作,鎖定成長機會。從 Made in Taiwan 到 Trusted Taiwan Brand,信任,才是品牌溢價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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