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達的Riva 顯卡供不應求，歐洲供應商的產能已無法應付，黃仁勳於是開始尋找其他供應商。眾所周知，全世界最好的獨立晶片製造商是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縮寫為TSMC），簡稱台積電。台積電座落於臺南的大規模廠房，製造出全球一大部分的晶片。台積電不設計自己的晶片，只為輝達這樣的公司代工製造晶片。
這種獨立的「製造廠」興起，引發運算創新的浪潮，讓業界得以嘗試突破性的設計。台積電以極高的精準度和絕佳效率完成訂單，這是嚴苛企業文化的產物。員工用「軍事化」來形容等級分明的企業結構，遵循「九九六工作制」，也就是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每週工作六天。
黃仁勳積極聯繫台積電，但一直沒能搭上線。他留下一連串語音訊息，都沒收到回應，於是親筆寫信給公司董事長張忠謀。寄出後，他想這封信也許會石沉大海。但過不久，黃仁勳接到一通電話。那時是週五傍晚，很多員工開始打電動。「辦公室很吵，我接起電話時，員工還在吵吵鬧鬧，」黃仁勳說：「於是我說：『各位，拜託安靜點，張忠謀打電話來了。』」（根據馬拉考斯基的說法：「實際上他說的是『他媽的都給我閉嘴，我在跟張忠謀通電話』。」）
張忠謀畢生都在半導體領域打拼。1931 年他在中國浙江出生，十八歲赴美留學。在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任職期間，他一直是相當成功的高階主管，然而在1970 年代，他遲遲未能晉升到最高職位；有人認為這是出於反對亞裔的種族歧視，他才遭到冷落。後來，張忠謀搬到臺灣執掌台積電。台積電在他的領導下，成為亞洲最大的科技公司。
張忠謀和黃仁勳第一次通話就很投緣。「當時他們公司的規模很小，差點破產，」張忠謀說：「我是老一輩的人，掌管一間規模龐大的公司。但我發現這個年輕人真誠、坦率、有話直說，我們聊得很開心。」兩人很快就簽訂合約，成為合作夥伴。
張忠謀和黃仁勳有很多共通點。兩人都是華裔移民，在當時幾乎全由白人管理的美國科技業工作。和美國人口比例相比，矽谷科技公司的亞裔員工比例偏高，但亞裔高階主管的比例則明顯偏低。〔2010 年，亞裔美國人僅占所有管理職位的0.3％，卻占美國技術勞動力的5％以上。管理顧問玄珍（Jane Hyun）以「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來形容這樣的現象。〕我問黃仁勳對「竹子天花板」有什麼看法，他似乎不在意這個問題，我感覺他對身分政治沒什麼興趣。「當時我是唯一的華裔執行長，」他說：「以前我沒想過這樣的問題，現在也不會去想。」張忠謀則完全拒絕討論這個問題。
台積電是輝達長期成功的關鍵因素，但這段關係的起步階段並不順利。1998 年初，台積電製造流程末端的化學製程出錯，導致很多晶片短路，結果半數以上的晶片因此報廢。這個錯誤幾乎毀了輝達，因為他們已經把大部分營運資金投入生產這批晶片。為了自救，輝達只能把股權賣給製造電路板的合作夥伴。「那次，我們也差點破產，」迪爾克斯說：「是真的破產，不是說說而已。」
輝達和台積電的關係終究禁得起時間考驗，創造雙贏局面，特別是輝達的晶片設計愈來愈複雜。和台積電合作，對黃仁勳個人來說別具意義，他因此有機會返回自小闊別已久的臺灣。1990 年代末，黃仁勳第一次參觀台積電廠房；那簡直是地球上最潔淨的地方。他穿上鞋套、手套與頭套，進入空氣浴塵室，站在腳踏黏墊上，舉起雙臂，讓頭頂的風扇吹過全身。防塵衣在風中飄動，身上的棉絨、毛髮、灰塵、皮屑、塵土、汙垢等都被徹底清除乾淨，之後通過氣鎖室，才能踏入機房。
在此，溫和的氣流持續不斷從天花板吹向有開孔的格狀地板，神聖的曝光機以緩慢、肉眼看不到的製造循環，在鏡面矽晶圓蝕刻相同的圖案。如此精密的製程無人敢觸碰，就算是一個腳步也可能造成干擾。過了數週，一層又一層的電路結構堆疊完成後，晶圓就被鑽石線鋸切割成一個個獨立的晶片，送到下游廠商進行封裝。景氣好的時候，台積電一年可生產數千萬顆晶片。
走出廠房，黃仁勳回到臺灣著名的夜市，大啖童年時期最愛吃的小吃。他臺語很溜，跟本地人沒什麼兩樣，但他對臺灣的記憶已然模糊，不過有件事卻教他畢生難忘。大約四歲的時候，他去逛夜市，有個小販正在洗刀子，他站得太靠近，臉頰被刀子割傷，鮮血直流。如今黃仁勳帶著兒時意外留下的疤痕重返此地。
不管他多富有或多出名，回臺灣一定會逛夜市。他經常會去享用一碗熱騰騰的牛肉麵。這道國民美食最道地的吃法，是在人來人往的路邊攤，坐在塑膠椅上大塊朵頤。黃仁勳用免洗筷夾起燉得軟爛的牛腩配上酸菜，一邊盤算輝達這個美國浪子如何高攀臺灣的名門淑女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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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節錄自：《黃仁勳傳：輝達創辦人如何打造全球最搶手的晶片》， Stephen Witt著，天下文化出版
